20世紀60年代中期,科學計量學之父普賴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1922~1983)在為《科學》雜志撰寫的題為《科學論文的網絡》一文中,曾經預言:借助科學引文索引(SCI)這類數據庫并進一步作深入的引文分析探索,科學引文計量研究或許能催生一門新的分支學問,即科學地理學;在這幅科學地理圖上,會描畫出表征科學狀況的“山峰”、“高地”、“平原”和“沼澤地帶”等等。
今年是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30周年。30年來,一方面是中國科學的飛速發展,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科學計量學作為科學學的核心分支學科在我國應運誕生并贏得迅速發展。如何描述“中國科學的飛速發展”?用科學計量學語言講叫做“中國科學發展出現了指數增長”;如何刻畫中國科學的“國際地位迅速提高”?最常用也是最直觀的辦法也是借用科學計量學的工具和手段,進行量化指標研究和排序。比如,近20多年來國際通用的各種比較排序提供的數據表明,我國科學的國際排名從改革開放初的30多位一直到進入21世紀以來五六位,近年有的指標排名已經超過日本,位列世界第4。
我國科學家將SCI引入中國科研與大學評價,大約始自1987年已故著名科學計量學家趙紅州教授帶領我們幾個在《科技日報》發表了基于SCI的中國大學排行榜。從國內反應來看,開始是懷疑與反對者居多;后來則幾乎一邊倒地歡迎和各單位不同程度地將其納入科研行政管理規范;與此同時,也出現了機械或片面甚至濫用SCI作為硬指標手段,一刀切地進行科研評價與大學評價的情形。國人中有一些人對SCI的憤怒或偏見,大抵出于對SCI行政濫用的自然反應。細究其因,若依愚見,憤怒之處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科學計量學指標被行政部門采納,并比較普遍而又剛性地應用于科研評價及大學評價,在中國大體上要比西方發達國家早。有人說是“我國現有的基礎研究評價體系參考了國際上的基本做法”,是“把西方科學評價標準絕對化”。其實是說倒了,不是我們參考了國外,而是恰恰在這一方面是我們領先于國外,甚至還影響了國外。由于科學計量學本身尚在成長與成熟之中,其應用于科研評價或大學評價,既無前例可循,中國科學界自己又沒有作好準備(包括同行評議的積累甚是不足),出現“愚蠢的中國指數”(有人憤怒地將SCI改寫為Stupid Chinese Index)之詞狠批SCI這件外來貨,也就不足為怪了。二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行政模式,成倍乃至成十倍地放大了因SCI不當使用而帶來的負面效應,給廣大科研人員,特別是優秀科學家增添煩擾不說,更是成了禁錮乃至扼殺他們科學創新精神的幫兇。至于有些單位走到另一個極端,正式發文以限制SCI工具的使用,不堪為訓,因為他們犯的是列寧批評過的“潑臟水的時候連同小孩也一起潑掉”的錯誤。
還有一種批評意見認為,因為SCI作為評價工具的出現,“催生了許多平庸不堪的‘論文’和‘專著’”,現在中國在SCI上的文章已經很多了。客觀而論,對中國科學來說,還沒足夠資本說中國被SCI收錄的論文“很多了”,恰恰相反,是太少了!前東京大學校長曾在北京一次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說過,他的學校文章還要提高質量,而那是在差不多10年前,東京大學像美國哈佛大學一樣每年發表的文章被SCI收錄數量幾乎等于我國全部大學被SCI收錄論文的總和!也大約是那段時間,筆者曾在應邀為科技部一年一度的科技指標新聞發布會上作即席感言時說過:“在座的,不論是部級大學還是局級大學,部級科研單位還是局級處級科研單位,在發表被SCI收錄的論文這個問題上,建議各位請在貴校校長辦公室的門上寫上:SCI論文,數量第一。千萬別用國人常說的什么‘粗制濫造’、‘一篇拆成幾篇發表’或‘開后門投稿’之類去猜度,因為SCI幾乎囊括了全世界全部優秀科學期刊,其所以能優秀,皆緣于這些期刊都有嚴格的包括同行評審在內的遴選標準”;“如果我國某所大學每年發表被SCI收錄的論文數能達到七八千至一萬篇,達到哈佛大學、東京大學現在的水平,那么,那里就決不是‘粗制濫造’的論文工場,而是擁有不可估量的知識資本的、響應黨中央號召積極開展知識創新的典范學府”。
研究表明,無論怎么反對,科研評價之應用科學計量學研究成果,如同科學本身的數學化(量化)趨勢一樣,是誰也阻擋不了的。至于與同行評議的關系,科研評價歸根到底是由同行評議來完成的,科學計量學提供的包括SCI、SSCI、A&HCI、ESI、EI等在內的評價指標與數據,充其量是為科學同行提供更充分的信息,而不可能也不應該取代同行評議。對我們科學計量學研究者來說,這是國際學術界的共識。
馬克思說過:“科學只有她成功地應用數學的時候,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兩位科學家儲彬(Daryl E. Chubin)和赫凱特(Edward J. Hackett)在他們合著的《沒有同行的科學》中指出:“同行評議中與世隔絕的保密問題,必須提出來討論研究;同行評議應當用文獻計量學的信息充實自身,使得我們能夠把對科學‘產出’的認識,應用到同行評議的活動中去。應當邀請科學學家參加進來,一同考查這個同行評議制度。”隨著以雜志為中心的同行評議過程逐漸轉向以信息網絡為中心的績效評價過程,現在人們已經比較熟悉的科學計量學、文獻計量學、情報計量學的計量技術,連同當代同行評議的形式和內容,很可能要予以重新解釋和規定。
讓我們張開雙臂迎接這個社會數學化的新時代降臨人間大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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