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重構的學習方式——元宇宙課堂

上海大學元宇宙課堂 蔣飛供圖

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演講時說：“你不能預先把那些點點滴滴串在一起，唯有你在未來回顧時，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人們意識到，已無法重新回到疫情之前面對面、全天候的工作和學習模式了。在全球教育機構培生集團發布的《2020年全球學習者調查報告》中，全球超過3/4的學習者認為，疫情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于教育的認知。

就像快遞提振了個性化消費，手機讓口香糖“遇冷”，外賣讓方便面“賣不動”，疫情又將把我們的學習方式引向何方？

重構能力——

在線上教學中提升“自我規劃”能力

疫情期間，西交利物浦大學未來教育學院執行院長張曉軍就“線上學習的有效性”話題，關注了一個兩三百人的學生樣本。

他發現，對于線上教學代替線下教學，學生普遍存在焦慮感，甚至部分學生已有些“暴躁”。

在集體感較弱的環境下學習，對不少學生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很多時候，需要有其他人在旁邊和你一起學習。“不是說陪伴者對他的學習有什么幫助，更多的是一種心理支持。”張曉軍說。

從前的課程安排、學習進度由學校規劃，但疫情導致學生無法返校，“被規劃”變成“自我規劃”，這讓部分學生無所適從。雖然意識到要去做自我管理，但依然有一部分學生直到最后都沒能做好。

新問題的出現，其實是環境倒逼教學適應媒介屬性。

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將媒介分為“冷媒介”與“熱媒介”。

熱媒介傳遞的信息清晰明確，接收者不需要動用更多感官和聯想活動就能夠理解，如象形文字、印刷品、照片、無聲電影等。受眾參與度低。

冷媒介傳達的信息少而模糊，接收者在理解時需要動用多種感官配合和豐富的想象力，如漫畫、拼音文字、電話、有聲電影等。受眾參與度高。

區分冷熱媒介的主要判斷依據是感官的調動程度。互聯網偏向冷媒介的屬性，決定了它要調動多種感官配合，才能實現有效溝通、理解。如果再按傳統的方式授課，學生走神會變得更加頻繁，畢竟在網絡另一端哈欠連天比在課堂上要來得容易。

如果沒有一種有效的組織形式，學生的共同學習、自我學習能力就不會天然產生。

張曉軍在《亞太地區的教育》課上做了一個大膽的調整——鼓勵學生根據興趣挑選國家，自行組成小組學習。

就這樣，一門課被分成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若干個小組。學生從一名被動的聽課者變成了主動的參與者。

上這門課的西交利物浦大學研究生趙心悅喜歡看韓劇，做選擇時很自然地選擇了韓國。“我們先在小組中給每個人分配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我研究課程體系，另一位同學研究授課方式，還有一位同學研究課程制度，在課上做現場展示，張老師對我們的研究成果做一些補充。”

從前，傳統課堂講授與討論的比例大約是7：3,如今卻正好顛倒了——線上教學與討論的比例是3：7。

相比線下的研討課，線上研討課最大的特點是“跨越空間”。提前一周，張曉軍會收集學生的問題，發給所在國的學者或學生。“我們講韓國那一天，張老師邀請了韓國的學者在線和大家交流。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按自己的興趣學習是一件這么有獲得感的事。”趙心悅回憶道。

“疫情前，我們不是不能做這樣的嘗試，而是缺乏這方面的動力。疫情促使了教學上的反思。教師的任務不再是讓學生學會知識，而是讓他們學習如何在一門課上共同學習，怎樣利用互聯網的海量資源讓學生的自主學習更有效。學生的任務不再是簡單地接收信息，而是要學會自我管理，包括自己決定學什么、怎么學和什么時候學。”張曉軍說，意識層面的重大轉變，對于后疫情時代的線下教學仍有“遷移”作用。

“疫情期間，渴望交流是很多學生的訴求。”張曉軍說，不得不提的是，共同學習中與他人的溝通能力也是一種“很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線下交流有氛圍和情感。年輕人會去酒吧、學院樓等獨特的學習空間討論，也不會從頭到尾討論學術話題。而線上的高效交流雖不見得人人喜歡——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學本科生胡曦月線下固定討論的5個小伙伴中，就有3人拒絕加入微信討論組——但并不妨礙更多人入群討論。

究竟是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胡曦月覺得還是“人多好”，比如在討論股票模型預測的問題時，金融數學的同學會以數學的思維解決問題，經濟學的同學會偏向以因果關系進行文字闡述。“多種思維的交匯，讓我們更好地解讀了同一個問題。”

重構空間——

在元宇宙中實現“陪伴”學習

有氛圍和情感的交流，在線上能否實現？

蔣飛試著解答這一問題。他是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數碼藝術系教授，也是疫情期間上海第一批使用元宇宙教學的教師之一。

他的課堂是這樣打開的。

“下面有請蔣老師上臺點評。”只見一個穿著紅色馬甲、背著白書包的動漫小人，連續跳了3下，登上講臺，開始了作業點評。在元宇宙中，作業點評還是那個作業點評，只不過教室、師生都變成了動漫場景，時不時有三五個可愛的動漫小人蹦一蹦，走來走去。

更有趣的在后頭……

“同學，你剛才被踢出去了，現在還坐在別人身上。”

“啊，我沒有……”

原來，學生在電腦的另一端如果有3分鐘不操作，就會自動被踢出去，再回來時便可能“一不留神”坐到其他同學身上。

除了上課，在討論環節蔣飛一般是不太管紀律的。因為學生只有在“教室”里才能觀看PPT，但上課的聲音在“校園”每個角落都能聽見。學生可以一邊逛校園，一邊參與討論。即使學生在真實世界一邊開著車，也能一邊上課。

一到下課時間，連教師都迅速跑到“足球場”，跟學生切磋球技，“還是一名女生，中國女足比男足厲害”。

2020年，疫情大暴發時，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蔣飛就開始用虛擬替身的方式上課，開著雙目攝像頭，“那感覺有點像‘直播帶貨’”。

疫情得到控制后，他便暫停了這一授課方式。

然而，今年3月上海突如其來的疫情，再次把師生阻隔在不同物理空間。蔣飛決定重啟虛擬課堂，但“不想再走老路了”。

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扎克伯格提出“元宇宙”的概念，Facebook更名為Meta，正式向元宇宙進軍。

蔣飛和他的研究生也決定開發上海大學的元宇宙場景。從今年3月到5月，他們忙得不亦樂乎——先在元宇宙里給研究生上課，又推廣到本科生，很快便一發不可收拾，吸引了不少教師加入。

“元宇宙課堂比騰訊會議等在線課堂更有沉浸感，虛實結合的授課方式讓線上課程有了更豐富的體驗。學生的專注度、到課率、作業完成情況等都明顯好于后者。”蔣飛說。

比如，上課時，學生要操作鼠標變換角度，因為老師是走來走去的，老師講的話會以文字的形式從頭上冒出來，超出了視野，學生是看不到的。有時學生可能看不清楚板書，還會走到講臺上來觀看。

“這與傳統課堂中，學生規規矩矩地坐在臺下迥然不同，為師生平等交流構筑了線上環境。”蔣飛說。同時，也為東西部地區實現教育資源共享創造了更多可能。

當然，也會有人質疑，這究竟是在上課，還是在玩游戲？

參加元宇宙開發的上海大學研究生齊心語也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她告訴《中國科學報》，元宇宙課堂并不太適合需要高強度理解的課堂，學生需要記筆記，互動可能會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但對于研討式教學，需要師生有很好的交流互動且強度適中的課堂很適用，特別是數字媒體相關的課程。

在元宇宙中上課，后疫情時代可能會成為一種潮流嗎？

“肯定要以學生反饋為主，年紀大的教師平時沒有接觸過游戲，未必會接受這種教學模式；而一些老師來自互聯網企業，早已習慣了線上辦公，接受起來會快一點。每所高校收集的大數據都會告訴老師們，該不該在元宇宙中上課、什么課程適合在元宇宙中上課。”蔣飛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蔣飛眼中，元宇宙更強大的功能是陪伴。

從一開始，他就打算把上海大學的元宇宙做成一個“共情”的空間，場景有70%相似之處，也有30%的不似之處。比如，疫情期間為師生拉琴、沖上熱搜的小提琴手，大家熟悉的校園歌手，真實地出現在元宇宙中。“哪怕你已經對校園很熟悉了，依然會有新鮮感。”

不僅可以上課，上海大學元宇宙還曾舉辦過畢業論文答辯、校友會。團隊中的小伙伴在此舉行了一場特別的婚禮，巨大的鉆戒從天而降，在現實中難以想象。

“那段時間，我們幾乎忘了師生的模樣，線下見面時都覺得彼此應該長成元宇宙中的樣子。”齊心語說，“經過測試，大家的精神狀態并沒有因此變差。說實在的，那段時間，我們壓根兒就沒太關注疫情。”

重構時間——

在科研周記、公眾號中拾起碎片化學習

就算沒有過多關注疫情，疫情中居家辦公，大家也會明顯感到“時間陡然增多了”。有人利用疫情的空檔煉成了“廚神”“健身達人”，還有人的碎片化時間被各種“知識付費”平臺占領。

“用好碎片化時間，其實對推動業務大有裨益。”北京建筑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教授王崇臣說。

利用疫情居家的時間，王崇臣看了自己喜歡的書，為下學期的課程優化了教學內容和課件，在其中融入了最新科研成果，在家里錄了一個微課素材，還做了一些動畫方便學生理解……疫情既將互聯網這種高效溝通的媒介推入他的生活中，也促使他去做有關“沉淀”的思考，而他又把反思用到了育人上面。

王崇臣曾在科學網發表過一篇博客文章，講述如何高效利用時間。“我經常觀察學生，發現從前學生說要做實驗，就花費一個月時間，做得天昏地暗；接下來要靜下心寫論文，就‘兩耳不聞窗外事’地寫論文。但寫論文對學生來說比較難，寫著寫著往往就刷手機或趴著睡著了。坐在那里8個小時，可能連一兩個小時的效率都沒有。”

“提高效率之法，就是要‘換腦子’——不要一門心思地執著于一件事。”王崇臣說，這就好像正常教學與疫情教學的切換，讓他有時間做“想做而不能做”的整理。

怎樣讓學生提高效率、做好沉淀、利用好碎片化時間，三個訴求匯成一點，讓他想到了科研周記和公眾號。

北京建筑大學研究生衣曉虹向記者展示了她寫的科研周記，上面并不是感受式記錄，而是“科研筆記”，條分縷析地記錄著實驗進度、心得。王崇臣要求學生每周日18點前提交科研周記，他則在周日當晚通過批注、微信語音或騰訊會議給予及時的反饋、分析。

“如果只是臨時整理，肯定整理得不全面，這就倒逼我們每天利用零散時間整理、分析實驗結果。及時整理的好處是過后更不容易遺忘，需要用時也方便、省心。”衣曉虹說。

自從寫科研周記以來，衣曉虹養成了一個習慣——同一個主題用不同顏色做上下周的區分，等她做完一個主題，把內容串聯起來，便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篇完整的研究或綜述論文思路。

疫情期間，很多課題組都在運行自己的公眾號。王崇臣課題組的公眾號雖然是在2019年前申請的，但疫情卻成為了激活公眾號的“密碼”。“居家期間，師生有更多時間關注、思考本領域的文獻，把文獻整理之后傳達給同行的行為很受歡迎。”王崇臣說。

衣曉虹和同學們每人負責業內的3~5個期刊，利用零散時間，把相關期刊網站上最新發表的文章整理出來，交給公眾號輪值的同學統一發布，“這對把握學科前沿很有幫助”。

課題組學生發表的論文，也被做成PPT的視頻講解配合文字介紹發表在公眾號中，“由作者本人講述，既進一步理清了思路，又鍛煉了表達能力”。低年級的同學主要做公眾號的科普文章整理，這對他們打好基礎很有幫助。

這種“換腦子”讓一直有專注度困擾的衣曉虹不再執著于一件事，而是一下子做成了三件事，三件事之間還是相互促進的。

當然，每個人對“換腦子”的定義不同。衣曉虹笑著說：“王老師的‘換腦子’是從閱讀理工科書籍轉向人文社科書籍，而我們的‘換腦子’就真的是休息，畢竟一天在實驗室里都要走上萬步，刷刷劇是更開心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