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每年的9月1日，都是新學年的開始，有一年級的小同學自豪地背起書包跨入學校大門，更有許許多多進入新學年、邁進人生新階段的同學迎接著新的挑戰。
日前，應北京市教委、北京電視臺之邀，中國科學院院士、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賀福初作了《明天開學了》的演講。在演講中，賀福初親切地把各階段的同學稱為學弟學妹，飽含深情地表達了他對莘莘學子的祝福：人生，不僅有黑色的苦難，能阻礙你抵達成功的彼岸；而且有金色的誘惑，能吸引你誤入事業的歧途、甚至死胡同。對前者，要勇往直前；對后者，要心無旁騖。
作為部隊培養的分子生物學家，賀福初以他的卓越成就成為我國最年輕的院士、我軍最年輕的將軍。
本報全文刊登賀福初的演講稿，以饗讀者。
世界上很少有事能讓如此多的人高興！這，就是開學！
明日開學了！上夠了幼兒園的金童玉女、“寶寶”們，你們終于喜登人生的第一個學堂！“小升初”、“中考”、高考、“研考”的成功者，你們可以滿懷勝利的喜悅邁入理想的殿堂！低年級的學弟學妹們，你們終于不再是“老么”！還有，望子成龍的家長們，你們即將放飛春天的希望；求賢若渴的老師們，你們就要收獲秋天的夢想！這是春華，更是秋實！這是秋天，勝似春天！多么好的時節：萬千學府摘“新桃”，億兆學子換“舊符”！這是人間幸事，這是國家盛事！
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由感而應，由知而智。人類文明，啟于文字、昌于文章、成于文書、盛于文庫，“文”生而“明”至、退“野”而遠“蠻”。于是有，萬代相學、兆眾相習；并且，革故鼎新、繼往開來；終于，汪洋恣肆、奔流不息，“文”且“化”也。
學校，傳文承明之場，開化啟智之所。人類文明，綿延數千年，“文”不絕于一世，“化”不止于一伍，其功首推“學校”，“學校”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中國，作為5000年世界文明古國，歷4000余年，經庠、序、學、校、塾，終至“學校”，可謂源遠流長。“開學”，古往今來，均屬國之典，世之禮。此次被委（北京市教委）/臺（北京市電視臺）特邀，共襄《明天開學了》盛舉，不禁令我回想起自己求學路上的點點滴滴。
苦難是我上的第一所學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出生于湖南省安鄉縣一個農耕之家，家族世代務農，父母大字不識。政治的動亂、社會的動蕩，伴隨著我的童年。人生的苦難，使我先天缺營養；時代的苦難，使我先天缺教養。但是潛移默化、深耕民間的湖湘文化，硬是像女媧補天，朗清了我幼小、稚嫩的知性與心靈：楚國大夫屈原的行吟問天、東晉輔國將軍車胤的“囊螢夜讀”、北宋文正公范仲淹的“后樂天下”， 雖越千年，就在身邊！
五歲時，我雖不識字，靠“鸚鵡學舌”，已能很快背下“老三篇”，方圓稱為一奇。 初生牛犢，渴望讀書、渴望上學！向父母哭著、鬧著，“我要上學”！其時，“文革”正如火如荼，各校均停課“鬧革命”，根本無學可上！一直等到七歲，大隊辦起了僅一個年級的小學，我作為大齡學童勉強入學。但由于只有二年級一個班，因此連續讀了兩個二年級，第一年，啥也不懂，跳級，高興！第二年，懂了不少，留級，郁悶！
我家兄妹三人同時讀小學，我們既期待開學，又怕開學。開學了，就有書可讀了，所以我們期待；開學了，要交學雜費，否則，不發給你教科書，因此我們恐懼。那時，我們三人學雜費加到一起，雖然不到十元，但對于務農、一年到頭根本分不到十元的父母親來說，卻是天文數字！自然，我們開學后常常拿不到教科書！這樣，我們不僅無書可讀，還得忍受同學、甚至老師的白眼與歧視。因此，多年來，我們兄妹又很怕開學！
無奈中，父母親后來想到了養母豬、賣豬仔、籌學費的辦法。為此，我們雖然要少吃不少本來就欠缺的白飯而挨餓，以節省下來糧食供給母豬與豬仔；但是畢竟有書可讀了，而且還可以揚眉吐氣地讀書了，我們不再為讀書、為開學而痛苦，而是滿心為讀書、為開學而歡呼、而快樂！可是好景不長，連續兩場豬瘟幾近中斷我們的求學旅程。最后，還是父親當掉了他從事地下工作時繳獲土匪、珍愛如生命的氈帽、皮衣，才拯救了我們的上學機會。
誘惑是我上的第二所學堂。1974年小學畢業時，正值“白卷英雄”當道、“反潮流闖將”走紅。社會上流行：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讀書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甚囂塵上，強烈沖擊著讀書人的靈魂；學校不是學工，就是學農、學軍，根本無課可上、無書可讀，中華之大，卻容不下一張小小的書桌！
這種背景下，不少同學不想“荒廢青春”，而主動輟學回家務農，作為一個勞力不僅可掙工分養活自己，還可幫襯家人，實現自己的“價值”。當時我家里僅父母一個半勞力，養活我們姊妹四個極為困難，常常入不敷出。無望的未來與實在的當前，形成了顯而易見的強大反差，從而構成了“人生的第一個誘惑”：不當被人看不起的“寄生蟲”，要當光榮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未曾想到：父母根本不同意！他們樸素地認為：“養兒不讀書，不如養個豬”，徹底打消了我這個念頭。但是為此，母親曾背著我們多次出去要飯，我們也曾背著父母出去要飯，以聊補家里糧食的匱乏；此外，為減輕父母的負擔，我十二歲起，就一直堅持邊上學、邊勞動，養活自己。
1976年，粉粹“四人幫”后，舉國大慶，各級都舉行了文藝會演。在全縣會演中，我帶領公社宣傳隊奪得第一名，且個人因表現突出、經反復考核，被縣文工團錄取，一時傳為佳話。這對于一個農村的少年來說，是跳出“農門”的難得機遇，簡直像“天上掉餡餅”，樂得父母喜不自禁。但是當聽到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后，我斬釘截鐵地回絕了文工團的好意，拒絕了到手的“跳出農門”的誘惑，下定決心準備接受祖國的挑選，即使落選，“雞飛蛋打”，也義無反顧。
這一天，來得比我預想的早了一年。1977年8月31日（33年前的今天），作為學生會主席的我，本來擬定召集學生會干部討論新學年的組織工作。不巧，全公社舉行高考摸底考試，占用了我們的會場，無地開會，校長開玩笑地讓我一道考，結果數理化均考了全公社第一。因此，我作為高一在校生代表，參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考上武漢大學，無意中成為常德地區在校生考上名牌大學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者，人們奔走相告，整個鄉村幾近沸騰，好像是雞窩里飛出了“金鳳凰”。但我自己清醒地意識到此前沒有經過系統的中等教育，如果此時急于求成，將來一定難成大器，因而果斷放棄了此次眾人求之不得的名牌大學深造機會，甘冒風險、繼續中學學習。
1978年參加全國統考，我成績如愿名列全省前茅，自己滿心希望能攻讀當時廣被人們青睞的激光物理或理論數學，結果卻被復旦大學錄取為競爭更為激烈的遺傳工程專業。其時全國剛開過“科學大會”，塵封的科學重見天日，科學的桎梏終被砸碎，荒蕪的時代已成往事，人們欣喜若狂地歡呼、擁抱“科學的春天”！國際上剛嶄露頭角的遺傳工程在大會上被國家列為八大重點發展的戰略領域。按理，我應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不料，由于鄉村的閉塞、個人的無知和時代的荒蕪，我錯誤地將它與“育種”簡單地等同，因而極端地抵觸，幾次三番地要求更換專業。要不是老師談家楨先生后來的“醍醐灌頂”，那就隨了大溜，與生命科學失之交臂。
1982年大學畢業，同學們大都忙著“考托”、“考G”，聯系出國。老師盛祖嘉教授則提醒我：大家一窩蜂出國，留在國內的年輕人將會機會更多；大家打破頭擠進中科院、名牌大學，從軍的年輕人將會機會更多。古往今來，逆潮流而動，從來得不到人們的理解，明擺著可能的風險，卻是新潮先鋒的“捷徑”；隨大溜而行，歷來用不著人們的思考，潛藏著必定的危險，盡屬時代落伍的“麥城”。我有幸聽從了教授的勸告，再次擺脫了時尚的誘惑，從而有了2001年大陸最年輕的院士，2002年我軍最年輕的將軍，成為我國領導國際大型科技合作計劃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