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重大專項：四分之一經費用于研究生物安全

　　“20年來，我國轉基因技術發展，特別是重大專項的實施逐漸使我國與國際縮短了差距，但遠遠沒有實現對農業產業發揮作用，這其中有科技、社會認識、國家政策、國際輿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為一項技術，我國必須積極參與并引領其發展。” 28日，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召開“農業前沿生物技術前瞻”圓桌會議，與會專家如是表示。

　　“我們應該放眼全球和未來，緊密結合農業經濟發展的重大挑戰和問題，對農業前沿生物技術進行判斷和部署，對相關技術進行研討規劃。” 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主任賈敬敦認為。

　　本次會議上，數十名生物技術專家學者以及科技部辦公廳、重大專項辦、農村司的管理人員，圍繞前沿生物技術發展現狀及趨勢、研究熱點及應用潛力、監管程度和公開情況等進行交流探討，并就“十三五”農業生物前沿技術發展提出建議。

　　基礎研究并跑和領跑并存

　　“農業前沿生物技術是21世紀發展最快、應用最廣、潛力最大的戰略高技術之一。” 中國工程院院士尹偉倫說，它是推動新一輪農業產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林敏表示，近年來，以生物組學（如功能組、代謝組、單細胞測序、環境宏基因組等）、新一代育種技術如基因組編輯技術、人工染色體技術、合成生物技術及生物大數據等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術發展迅速，并廣泛應用于農業領域，為解決全球性糧食、環境、健康、能源問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術支撐作用。

　　相關統計顯示，2013—2015年，以水稻為材料的生物技術領域，發表在《自然》《科學》雜志的論文，67%都是由中國科學家在本土獨立完成的；在水稻、小麥、玉米、大豆、棉花五大作物領域發表的生物技術論文中，中國在水稻和棉花發表論文數名列第一，其他均位列第二。

　　中國農業科學院萬建民院士認為，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物技術取得長足發展，尤其是在基因組學、基因功能等前沿基礎研究方面，在國際上處于并跑和領跑階段。

　　產業化方面尚存差距

　　我國在生物技術產品研發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步，抗蟲水稻、抗蟲棉，抗蟲抗旱的玉米等重大產品都已具備產業化的能力。“但由于種種原因，在產業化方面受到限制。”萬建民表示。

　　在生物技術領域，與國外相比，我國擁有一批在世界上頂尖的科學家，政府給予很大支持，科研單位也有較好的研發基礎。

　　“與國外的差距，不是技術研究，也不是產品研發，而是缺乏從事生物技術產業的頂級企業參與，生物技術發展的市場前景沒有激發起企業的興趣。”萬建民認為。

　　“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可能要依靠一些公司來推動，通過科學發展脈絡會發現，技術使對基因的控制越來越方便、精確，但是理論也好，技術也好，終極目標是產業化，我們國家科技投入已經讓一些發達國家羨慕，能不能產生期望的效應，還是令人擔心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云波說。

　　中國農業大學戴景瑞院士也認為，目前，轉基因技術并未完成歷史使命，產業化應用和國外尚有差距，需要在“十三五”“十四五”進行系統布局。

　　科技支撐使安全風險可控

　　“中國目前的轉基因重大專項里，已投入了25%的經費用于研究生物安全，在所有重大研發計劃對安全性研究投入比例中是最高的。通過重大專項的支持，我國已經建立了轉基因國家安全監管體系、安全服務體系和平臺，培養了一批掌握技術的人才隊伍，我們有能力確保轉基因產品產業化的安全。”萬建民說。

　　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實施以來，形成了高精度、高通量和高效率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和檢測監測的技術體系。我國已建立了轉基因作物的多年、多點生物安全評價和檢測監測網絡，完善了轉基因產品環境、使用安全評價和檢測監測技術體系，強化了抗蟲棉花、抗蟲水稻、轉植酸酶玉米、抗除草劑大豆環境釋放后的全程安全監測、評估技術體系。

　　“比如，美國準備把沒有經過批準的一種轉基因抗蟲玉米出口到中國，結果就在海關被查出來了，這里用的就是轉基因重大專項研發的技術，實際上，以往在轉基因安全管理方面的技術壁壘已經沒辦法控制中國了。” 萬建民說。

　　除了轉基因安全監管體系，轉基因安全性評價也至關重要，我國對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評價尤為嚴格和謹慎。

　　“在轉基因方面，我們有過硬的產品，水稻甚至是領先的，但是還不能推出產品，這就在于政府部門對風險控制的嚴格把控。”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楨說。

　　“但在生物技術安全管理上，國際方面也有所松動，一些主流科學家認為，一部分基因編輯技術，沒有涉及到外源基因，管理沒那么嚴格。但是也有爭議，歐洲的一些科學家強調要注重過程而不是產品。”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說，“一位美國農業部官員透露，美國在轉基因監管方面將有新政策出臺。以基因組編輯為重點的新技術是否還要監管和審批，正在制定相關新政策。美國的轉基因油菜等已通過審批可以投放市場，這種發展的勢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中科院院士桂建芳也認為，基因組編輯技術成功以后，一些社會學家也意識到，沒有必要進行嚴格的控制，這對農業育種技術帶來了新的突破，可使生物農業實現可控、安全、精準，將成為歷史性的轉折點。過去一些轉基因技術，盡管趨向成熟，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嚴格進行把控，但這也拖了后腿，至少從政策決策方面，產生了滯后的效應。

　　需要其他學科協同發展

　　賈敬敦認為，生物技術有三個重要的研究方向：DNA結構研究、功能結構和DNA重組技術。大家熟悉的轉基因技術是DNA重組技術的一角，上世紀90年代中期，植物領域的轉基因技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并進入商業化，在微生物領域開展了應用，動物領域的研究也在不斷推進。如今，轉基因技術已走過20年，而生物技術仍在蓬勃發展，基因編輯技術已進入第三代發展，諸如此類的新技術也已成為備受大家關注的熱點。

　　農業生物前沿技術站在歷史轉折點，世界生命科學生物技術正處于重要轉折期，DNA重組技術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并將對遺傳物質創新利用發生重大影響。賈敬敦說，中國作為科學研究大國需要對生命科學，尤其是對符合農業發展形勢的生物技術要有系統分析、科學探討和及時部署。值得關注的是，世界生命科學特別是認知領域的研究仍然任重道遠。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濤認為，前沿生物技術需要其他學科的協同發展，比如生物傳感器、分子傳感器的發展，需要光電、信息化、智能化的支持，前沿生物技術一定要和其他高新技術協同發展才更有生命力。

　　針對我國農業前沿生物技術未來發展，林敏建議要從前沿基礎研究、集成創新研究和宏觀戰略研究三方面加強。對我國來說，加強農業生物技術的基礎性研究，重點是突破一批核心關鍵技術，如重點發展農業應用組學技術、合成生物技術、生物信息技術和生物安全關鍵技術等，提升我國農業生物技術核心競爭力。此外，要加強集成創新和宏觀戰略研究，不僅要實現重點突破，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農業生物技術集成創新平臺，創制新一代農業生物技術產品等。

　　在朱楨看來，轉基因技術仍是育種的主流技術手段。但同時，DNA編輯技術、基因組關聯研究、精準農業、廢棄物利用等生物前沿技術也蓬勃發展。如精準農業技術是大的系統整合，涉及育種、遙感、氣候、傳感器、大數據、云計算等相關技術，在大面積的耕地上施肥、打藥、澆水，這是未來農業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