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大學教授為何辭職向科技部發起申訴？

　　今天的朋友圈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趙立平所發的微信，成了熱門轉發帖，因為——

　　他申請食品重大專項因形式審查不合格被淘汰出局，理由是：根據申請指南，他的研究內容沒有全覆蓋！（申請的健康食品研究項目的申報書沒有提到要研究食品的色香味形，雖然他的標書中有課題與感官評價技術相關）

　　而當他電話咨詢時，有一位戴姓負責人明確表示，如果申訴，則他的名字會進入“失信”系統，要讓他考慮“后果”。

　　趙立平稱，為了不影響自己的母校和科技部的關系，也為了不牽連其他科學家，他寧可從學校辭職，以個人身份繼續申訴。

　　事情起因于不久前，科技部“十三五”各個領域的重點專項指南陸續發布，中國科技界進入了萬馬奔騰的興奮狀態。趙立平也不甘落后，牽頭組織了《現代食品加工及糧食收儲運技術與裝備專項》任務二：“食品加工制造核心關鍵技術開發與裝備創制”中的第六個項目“營養功能性食品制造關鍵技術研究與新產品創制”的申報。

　　申請指南是2月16日發布的，這一項目的研究目標是：“針對公眾對食品營養健康不斷提升的巨大需求，基于營養代謝基因組學和腸道微生物菌群與人類健康關系等現代營養學研究的新進展，系統開發新型營養健康食品。”

　　作為長期研究通過營養調節菌群來防治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學者，趙立平看到申報指南時，第一感覺是，食品科技領域的專家把營養和菌群的關系這樣一個國際前沿的重大動向，寫進了食品重點專項的指南里，這真是“功莫大焉”！他當即決定參加申請這一項目。

　　此前，趙立平已經因為在腸道微生物領域研究的杰出成就，而當選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而在中法聯合簽署的腸道元基因組合作聲明中，趙立平也是組織中國腸道菌群與肥胖研究的中方牽頭科學家。

　　他還擔任Journal of Molecular Medicine，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Microbial Biotechnology等國際刊物編委；ISME Journal（國際微生物生態學會會刊，影響因子9.276）的資深編輯，Scientific Report編委。他領導的團隊也是國際知名的微生物分子生態學研究小組，在復雜微生物群落結構分析技術和統計計算方法、結構與功能相關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創新性工作，特別在腸道菌群與肥胖等代謝性疾病的關系研究中，提出“代謝性疾病的腸源性學說”，發現并驗證了首例能夠引起肥胖癥的人體腸道細菌。在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 國際微生物生態學會會刊（ISME Journal）、Nature Communications、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等刊物發表論文四十余篇。

　　但是很快趙立平就發現，2月16日發布的項目指南中規定“每個項目所設置的課題數應不超過5個，每個課題的參加單位不超過5家（含主持單位）”、“申報單位根據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內容以項目形式組織申報，根據項目不同特點可設任務（或課題）。原則上項目須整體申報，覆蓋該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標，指南另有規定的除外。”

　　項目預申報書提交的截止日期是3月18日。對一個科學家來說，組織4、5家單位申請項目中的其中一個課題，并不難。但是要在短短的一個月里，設計5個課題，每個課題要組織5家單位參與申報，其難度可想而知！

　　重大科技問題的提煉和預申報書的準備，本身就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更何況還要找到這么多單位，協調好彼此的合作。對于一個不是食品科技領域的學者，還要跨學科支持申請來說，其工作量之大和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隨后他又發現，食品科技領域的專家早在去年8月份就已經把申請隊伍組織好，申請書的本子也寫得差不多了。

　　雖然規定參與指南編制的專家不能申請項目，但是提前知道指南內容的專家，卻可以提前行動，在指南公布前半年以上，就開始從容組織申請隊伍、撰寫申請書！而像他這樣的團隊，雖然具有扎實前期工作基礎和處于國際前沿的研究能力，看到項目出現在指南里，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趙立平還是成功地組織了一批專家，寫下了扎實的項目申請書。

　　但是很快，他就接到了通知——他的項目申請書沒有通過形式審查。

　　所謂的形式審查，即由行政人員看申請書的格式，以及申請的項目是否超過規定的個數。

　　形式審查沒有通過的原因，是課題中沒有覆蓋指南中的“要研究食品的色香味形”。但是在趙立平的標書中，卻有感官評價技術的內容。而且在給他的回函中稱請了專家審查。而根據形式審查的規定，并不需要專家審查。

　　趙立平在他的微信中稱：

　　“這樣的‘形式審查’有著嚴重的‘程序不合理’的問題。

　　形式審查顧名思義，只審查形式是不是合格，而不應該對內容的合理性做評判。形式審查依據的標準必需是公開的，不會產生歧義的。這樣才便于申請者準確把握，以免浪費精力。

　　但是，無論是我電話咨詢時，還是在答覆意見里，都提出你們是咨詢了專家的意見才認為我們的內容沒有全覆蓋。既然你們自己都把握不住是不是內容全覆蓋了，你讓我們申請者如何把握呢？”

　　科技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釋放中國科學家的創新能力。但是，從他的經歷來看，目前中國科技創新體制的有效性令人擔憂。

　　對于科學家來說，公布指南到申請截至的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從頭開始組織申請這樣的重大項目，時間顯然不夠。要想避免這種被動，只有提前打聽內幕消息，早一點聞風而動才行。這顯然在客觀上惡化了中國科技界的學術風氣，助長了“圈子”文化的盛行。

　　同時組織二十多家單位申請一個項目，不能保證每個課題的參加單位都是中國在那個方向上最好的專家。往往是，主持單位可能很強，但是，其中的一些稍微弱一些的單位和專家，由于與主持單位的專家關系比較熟，也可以被“帶著”一起申請。

　　而在某一個方面特別有優勢的專家，如果不在“圈子”里，特別是不在傳統的學科領域里，而是跨學科的時候，就進不到可能申請成功的項目里了。

　　因此趙立平寫到——

　　在仔細閱讀了你們的答覆意見以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情緒也很激動。請諒解。

　　現在冷靜下來，我倒是堅定了繼續抗爭的決心。

　　……

　　你們非要用形式審查讓我出局，非要用行政手段代替專家的作用，令我非常困惑和難以接受。

　　為此，我決定繼續我的申訴、投訴乃至訴訟的努力。

　　考慮到在電話咨詢時，戴姓領導明確地威脅我，如果申訴，我的名字會進入“失信”系統，要讓我考慮“后果”，為了不影響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和科技部的關系，為了不牽連其他科學家，我決定今天從上海交通大學辭職，然后，以個人身份繼續申訴。

　　被同樣問題困惑的中國科學家有很多！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連達早在2012年，國家審計局公布“8個重大專項有93%應驗收課題未完成驗收”，“有2個專項134個十一五課題尚未驗收”，“并提到84個課題的2401項成果中有582項是用其他科研課題的成果沖抵的”這一消息時，就寫文章稱——

　　“科技管理中存在嚴重缺欠。國家投入347.61億元，動員數以萬計的科技人員，歷時5年，人力、物力、財力投入都是空前的，科技管理的混亂也是空前的。很多專家反映大量問題，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但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及時改進，日積月累終成‘沉疴痼疾’。”

　　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李俠不久前也撰文稱：

　　新的科技資助體系建立之后，我們仍然需要思考此次改革到底是整容還是再造。因為長期以來，大項目的多年運行造成了科技界的經費異化現象。即經費從作為研究的手段淪落為研究的目的，而且這種異化正在蔓延，并且在當前評價體系的推波助瀾下，學術界的偏好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逆轉。

　　而且在競爭經費的過程中，由于制度與規則的不完善，還滋生出各種腐敗與學術不端事件，嚴重敗壞了學術界的風氣，客觀地說，這種影響在短期內是很難消除。

　　經費運行的風險責任分配不合理。當下的重大項目管理重心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

　　按照常規的經費管理鏈條來看，目前的管理模式是重視申報、忽視中期，結項放水。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轟轟烈烈夸大性申報，慌慌張張縮水性草草結題的現象。在目前的管理體制下，一旦重大項目的“黃袍”加身，即便項目主持人未來不能按要求結題，也沒有相應的處罰機制，他仍擁有重大項目主持人的稱號，依然可以利用這個泡沫學術資本在學術市場中換得額外的學術利息，這就導致科研的風險完全被國家承擔。

　　這種責權利嚴重不匹配的管理制度設置，已經讓真正的科研活動逐漸被邊緣化：申報經費為主，科研活動為輔。

　　而這樣的現象會否在重大專項中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