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實現減排目標政府需要市場幫助

　　對于碳減排問題，中國一向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為了不受制于人，中國過去很少提出明確的量化減排目標。此番打破慣例，用一個很高的目標來嚴格約束自己，不僅出乎國際社會的預料，也是國內許多人沒有預料到的。如何來看待中國政府的這個承諾呢?是否僅僅為了應付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可能減排壓力?

　　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來理解中國最新的減排承諾。首先，中國大力度的動作無疑是要表明對哥本哈根會議的支持，并以此向世界傳達，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中國會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從而在后危機時代的國際氣候政治中，搶占道德和正義的制高點以及話語權。

　　氣候問題是近十多年來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課題，如果不出意外，將在后危機時代繼續成為影響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和國際格局的一個主要問題。中國雖然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有繁重的發展和脫貧任務，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很低，但畢竟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比較高。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規模及成長性，中國在碳減排方面的行為如何，對實現《京都議定書》制定的全球減排目標至關重要。在這一問題上，我們的回旋余地不大，如果處理不好，過去通過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國際形象必會受到損害，所以，與其在國際壓力下被動減排，不如主動出擊，在參與國際氣候問題的解決中搶占話語權。

　　其次，碳減排的量化目標也是中國最終實現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需要。氣候惡化和全球變暖對發展中國家更為不利，從過去幾十年氣候變化的歷史來看，其對中國造成的危害遠超世界多數國家。中國之所以深受氣候和環境惡化之害，根源還在于重復西方早期工業化時以消耗資源、能源和污染環境為主的發展道路。人們看到，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在“兩高一低”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下，中國的環境早已不堪重負。作為一個后期的工業化大國，中國已經喪失了傳統工業化的條件，世界的資源和能源不足以支撐高碳排放的發展方式，所以，中國必須在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下開辟一條新的工業化之路來。

　　但至少到2020年前，中國還將處于重化工業和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還會繼續增加。因此，如果中國不采取得力措施，其能源和資源瓶頸將會更加凸顯，難以支撐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而從目前來看，由于各種政策、體制的原因以及包括地方政府、工商資本利益集團的阻撓，盡管高層再三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可取得的效果有限。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有時借助外力，對推進國內改革是有益的。所以，中國此番以國家信譽作保障，向國際社會承諾一個較高的減排目標，意在通過這種倒逼方式，下狠心去采取節能減排措施，以徹底實現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轉型。

　　那么，中國政府提出這一碳減排的量化目標能否實現呢?我認為問題不大，這不僅有前面的經驗，例如，中國從1990年到2005年，雖然二氧化碳總的排放量仍然是增長的，但2005年與1990年相比，單位GDP碳強度下降了47%。而且客觀而言，中國對擺脫依賴煤炭供應的能源結構，向低碳和綠色轉型也具有一定的潛在優勢。中國的基礎設施尚在發展之中，不像歐美國家基本已經定型，因此可在早中期階段就規劃建設綠色的固定資產;另外，在治理結構方面，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只要大方向對頭，許多在市場化的發達國家難以成功的大事往往有條件在中國辦成，這是中國的體制所具有的獨特優勢。

　　當然，作為一種發展方式的轉型，僅靠行政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構建與之對應的市場體系和監管體系，中國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試行碳排放強度考核制度，探索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體制機制;二是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把資金投向區域化分配，針對不同的區域分別發展不同的低碳項目;三是在特定區域或行業開展碳排放交易，用市場方式把中國本土的碳價格機制做出來;四是試行開征碳稅，提高資源的使用成本;五是加強相關法制建設，為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提供法律保障。

　　中國已經到了經濟轉型的關口，也具備轉型的條件。雖然中國要實現碳減排的目標并促進經濟結構順利轉型還面臨著較大困難，但透過中國的減排承諾，人們可以看到一個自信、務實的中國在崛起，并可能在發展低碳經濟和氣候政治的國際博弈中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