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砷污染事故陰影猶在政府缺席土壤污染防治

　　“我們承認，新的污染源還沒有完全有效控制，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根本解決，土壤污染問題形勢依然嚴峻”

　　穿過一條被雨水沖刷過的泥濘小道，在一片長滿雜草的楓樹林里，孫六堂停下了腳步。他的腳下，原是一片農田。

　　幾年前，身為村民小組組長的孫六堂帶領村民種下樹苗，憧憬著長大后能賣到城里換錢。世代種田為生的村民，最終在專業苗圃技術面前屈服——這些楓樹長得東倒西歪，枝葉稀疏。

　　爾后，幾近滯銷的現實將夢想擊碎，沒人再愿去照管這片林地，楓樹像一個個棄嬰，任憑野草侵襲。

　　孫六堂告訴記者，水田棄稻植樹，源于11年前的那場意外，整個村莊的生態格局也被改變：2000年1月8日，郴州市蘇仙區鄧家塘鄉鄧家塘村發生一起嚴重砷污染事故。

　　依舊是個未知數

　　事發后，由郴州市、蘇仙區兩級政府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調查結果表明，離村莊不遠的郴州砷制品廠，因生產過程中將不允許外排的閉路循環廢水直接排放，導致部分村民不同程度地發生砷污染急性中毒和亞急性中毒，相繼有380名村民住院治療，兩人死亡。

　　隨后，經長沙市土地肥料測試中心監測：大部分水田輕度污染，暫不能繼續種植水稻，需要長時間施大量磷肥改良土壤或改造成旱地種植其他農作物。其中，輕度污染189畝、中度污染107畝、無污染175畝。水田污染損失以10年間接和直接損失鑒定為84.7萬元。

　　“砷中毒事件發生后的兩年時間里，百姓都不敢下田。”5月5日，鄧家塘村村長段華峰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回憶說。

　　鄧家塘村12組組長李國金告訴本刊記者，2002年，受污嚴重的幾個村民小組將污染企業告上了法庭，村民得到賠償后，地方政府鮮有過問土地使用情況。

　　對于受污水田如何修復，需要多久，依舊是個未知數。

　　鄧家塘鄉鄉長李旭平亦向本刊記者坦承，事發至今，鄉政府已經換屆幾任領導，在他任上，沒有專門檢測過，這么多年來，受污染土壤的砷金屬含量是否降低，他也不知情。

　　為解決農田大面積拋荒，村委會采取了土地流轉的方式，將農田承包給租戶，用于稻谷培種、種植烤煙等非農作物，出租農田的村民每年每畝可得到120元左右的租金。

　　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告訴本刊記者，土壤一旦發生污染，短時間內很難修復，相比水、大氣、固體廢棄物等環境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是最難解決的。

　　郴州市、蘇仙區兩級環保局及農業局工作人員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重金屬污染一直是他們嚴控重管的領域，對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復，他們仍處在探索階段，尚未找到可供大面積全面推廣，且百姓容易接受的方法。

　　時至今日，離事發已11年，近一個輪回，砷污染的陰影依然沒有消散。

　　當地村民和政府的一塊心病

　　有湖南“南大門”之稱的郴州，雖然總面積只有1.94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國土面積1/500，但卻擁有著儲量居全國首位的鎢、釹、鉍和鉬，儲量居全國第三位和第四位的錫和鋅，儲量居全國第十三位的鉛，郴州也因此被譽為“有色金屬之鄉”。

　　然而，贊譽的背后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有色金屬產業給郴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前后的十多年里，郴州市臨武縣三十六灣處于掠奪式開采階段，高峰時，這塊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0萬采礦大軍蟻聚于此，瘋狂掘金。郴州市環保局副局長張繼耀告訴本刊記者，最后動用武裝警察力量，以及采取多部門聯合執法方式，非法礦區才勉強得以取締。

　　張繼耀至今仍記得，2010年1月下旬，國家發改委組織環保部、科技部等8部委來湘調研，看到三十六灣被挖得千瘡百孔的山頭后，一位官員眉頭緊鎖，表情嚴肅地說了四個字：“觸目驚心！”

　　這種粗放式排放留下的后遺癥成了當地村民與政府的一塊心病。郴州市農業局主任科員何紅軍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郴州土壤重金屬的自然背景值比湖南省有色金屬平均值要高出兩倍多，而土壤污染影響是根本性的，如不加以有效防治，僅靠土壤自然恢復，一般需要兩三百年。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薛南冬博士告訴本刊記者，土壤重金屬具有生物累積性，可以直接或間接威脅人類健康，糧食、蔬菜乃至飲用水中的重金屬含量與土壤重金屬污染直接相關，耕地重金屬污染成了威脅農產品質量和人類健康的隱患。

　　土壤修復的科學探索

　　“與河流比，土壤重金屬污染更加嚴重一些，且土壤污染更加復雜。”陳同斌告訴本刊記者。

　　事實上，如何有效消除環境中的重金屬污染物，已成為世界性難題。一位受訪專家告訴本刊記者，全世界已發現400多種超富集植物，但大多數超富集植物都有生物量小、生長緩慢、抵抗力弱、種子少、缺乏與當地植物競爭的能力等缺點，因此，能夠真正應用于植物修復技術的超富集植物并不多。目前，土壤重金屬污染最有效方法是尋找超富集植物進行植物修復。

　　從1997年開始調查土壤污染狀況的陳同斌發現，耕地污染包括有機物污染、無機物污染等，中國的土壤污染以重金屬污染為主。

　　陳同斌說，只要找到合適的植物，就能對應不同的重金屬。1999年，他在中國本土發現了世界上第一種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

　　時隔一年后，恰逢鄧家塘砷污染事件爆發。陳同斌通過對該村土壤檢測，結果顯示，砷含量超出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規定的污染標準1倍至30多倍，大部分在兩三倍，相比于污染前的土壤含砷量，污染后的土壤含砷量增加5倍至100倍。

　　在全國考察重金屬污染時，陳同斌也發現，最嚴重的就是砷污染。砷是一種有毒的物質，其三價的氧化物俗稱“砒霜”，能讓接觸者患皮膚病或癌癥等。

　　這一年，陳同斌便帶領重金屬污染土壤植物修復團隊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砷污染修復基地。

　　他告訴記者，蜈蚣草是一種通過孢子繁殖的蕨類植物，通過根系，將土壤中的重金屬吸收到體內，并轉移到地上部分。通過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內，這片土地就可以修復。

　　為了縮短凈化的時間，原本一年割一茬的蜈蚣草，現每年割三茬。經陳同斌測算，蜈蚣草一年一畝地大約能吸附7公斤到13公斤的含砷量。

　　陳同斌還透露，去年10月，由國家總投入2450多萬元的蜈蚣草修復項目，已經在廣西環江地區、云南個舊、湖南、江西等地成規模展開，總修復農田面積達到1000～2000畝，“這已成為世界范圍內最大面積的重金屬污染農田修復”。

　　經過長期的摸索，陳同斌將修復技術從單純的超富集植物修復技術逐步發展成超富集植物與經濟作物間作的邊修復、邊生產的新型修復模式，即將蜈蚣草與經濟作物套種的方法——一行種植農作物，一行種植蜈蚣草，以此來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

　　陳同斌介紹，除了蜈蚣草之外，超富集植物還有東南景天，這是在廣東種植的專門修復鎘中毒農田的植物，現東南景天在全國也有上百畝的試驗基地。

　　在西北，數百畝鹽堿土地上，種植了被稱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僅耐寒、耐旱、耐澇、抗鹽堿，還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鉀。

　　現實中的難題

　　從理論上說，植物修復技術對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是可行的，但是，在實踐推行中，卻遇到了問題。

　　何紅軍告訴記者，因科研需要，他們之前在郴州市蘇仙區白露塘鎮連續6年試種“蜈蚣草”，部分含砷的污染土壤得到改善，但是，百姓的積極性并不高，推廣難度大。何紅軍解釋，蜈蚣草種植時間長，加上成本大，沒有經濟效益，百姓寧愿拋荒，也不愿作這種嘗試。

　　何紅軍說，一方面是百姓不買賬，另一方面，種植蜈蚣草所需的經費，地方政府也無法給予支持。

　　陳同斌對大面積使用這種方法，亦持保留態度——問題出在資金上。

　　他說，使用植物修復法平均每畝的價格達到了兩萬元，而且還要連續種植數年，“對于農民來說，這個負擔很沉重，除非政府能有補貼”。

　　陳同斌告訴記者，2001年，他們租了鄧家塘村15畝地，租金為200元/畝。但種植約4年后，陳同斌退出了郴州。對于退出的理由，陳同斌說，除鄧家塘沒有大規模的種苗基地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當地政府支持力度不大。

　　對這一說法，鄧家塘鄉鄉長李旭平事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回應，如果沒有上級部門的專項資金撥付，鄉政府無能為力。

　　陳同斌舉例說，廣西環江受污染土地達萬畝，如果要全部修復，總投資至少需要幾千萬到1億元，這對當地財政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

　　公開報道顯示，在廣西，蜈蚣草就和制造工業乙醇的能源甘蔗種在一起。在其他地方，蜈蚣草還能和桑樹、苧麻一起套種，為農民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

　　問題是，在郴州，套種也遇到了阻礙。

　　張繼耀告訴記者，2009年，該局在郴州市嘉禾縣進行試點，種植了200多畝苧麻，為解決銷售問題，環保局通過協調，指定了一家定點加工企業，但由于種植面積小，沒有形成規模，加之百姓傳統的種植習慣問題，以及利潤不高，“該廠至今沒有開工生產”。

　　更令人悲觀的是，植物修復法也并非萬能之策。

　　陳同斌告訴本刊記者，當前受污染的土壤，多數是量大面廣的中低濃度污染，植物修復法是首選，效果也較為明顯。可是，土壤中的高濃度污染物，則無法解決，即便采用植物修復法，時間漫長，也不是上乘之舉，只能采取種植非農作物的方法。

　　還在等待答案

　　薛南冬認為，摸清家底應該成為土壤污染防治的第一步。我國的土壤污染分布廣，局部地區突出，只有調查清楚全國土壤污染的現狀及其危害，才能找出原因并提出對策和治理措施，才能出臺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

　　談及鄧家塘蓄積11年的問題如何解決時，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郴州市蘇仙區環保局副局長雷湘一個勁地倒苦水，她說，“歷史遺留問題較多，缺乏技術支撐，以及土壤污染治理專項資金，是擺在基層環保部門面前的現實困境。”

　　“鄧家塘村這種情況，基本解決不了。”雷湘直言。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不管是百姓還是官員，資金短缺是提及最多的一個詞眼，這也是農村環境治理面臨的難題之一。

　　何紅軍亦表示，土壤污染修復面臨最大的困難在于，一是經費沒保證，設備沒保障；二是人力和能力都十分有限。

　　雷湘認為，光靠縣區環保機構還不夠，應延伸至基層鄉鎮一級，目前，環保機構的構架像一個倒金字塔結構，越到基層，環保工作人員越匱乏。而鄉鎮往往掌握著最底層的環保信息，人員的配比不能滿足發展要求。

　　相關數據顯示，在環保機構中，多數省級環保部門沒有負責農村環保的環境保護專門處室，縣級環保部門工作力量更為薄弱，絕大多數鄉鎮沒有專門的環保機構和人員編制，缺乏必要的監測、監察設備。

　　在張繼耀看來，日后的工作重點及重心應遵循“不欠新賬，多還舊賬”的治理原則，從源頭上控制污染源。

　　“土壤治理修復的關鍵在于技術問題，要做到百姓接受，方便實施，利于推廣的方法，現在還未找到”，張繼耀說。

　　張繼耀向記者透露，他們上報了多個土壤修復項目，但這樣的民生工程，上級部門撥付下來的治理資金卻很少，往往都將重點放到了源頭治理上。張繼耀分析說，上級部門或許考慮到，土壤修復其一是資金數額大，其二是害怕效果不明顯。

　　同時，張繼耀還表示，“我們承認，新的污染源還沒有完全有效控制，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根本解決，土壤污染問題形勢依然嚴峻。”

　　薛南冬告訴記者，對于土壤重金屬污染，必須貫徹“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環保方針。控制與消除土壤重金屬污染源，是防止污染的根本措施。即控制進入土壤中的污染物的數量與速度，通過其自然凈化作用而不致引起土壤污染。控制與消除工業“三廢”排放。對工業“三廢”進行凈化處理、回收處理，化害為利，并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與濃度，使之符合排放標準。對于已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壤，應該改種非糧食作物并調整耕作制度，降低人類健康風險，重金屬污染嚴重的土壤，在進行農業生產前，建議先用植物修復技術進行修復。

　　陳同斌認為，要解決土壤污染修復問題，除了資金、設備問題之外，還要加強信息公開工作，“在很多城市，對土壤污染問題相關信息不公開，百姓不知情，甚至有些政府官員，都不知道哪些地方有污染，污染到什么程度。”

　　記者離開郴州后收到一位鄧家塘村村民的一封電子郵件，上面寫著：“11年以后，對于田土和身體中的毒素，當地政府還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文件。我們這個田土到底能不能耕種？”

　　這個被追問了11年的問題，何時才有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