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留學生錢寧夫婦回到寓所時，數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工作人員已經等待他們很久了。
“美國這么富有、這么文明，你們干嘛非得回去？”
“美國確實很好，但這就像到別人家做客，你家客廳再好，沙發再軟，那是你家的，不是我們家的。”
實際上，1951年錢寧就拿到了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博士學位，他也接到清華大學的聘書。那時，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亟需人才，但美國移民局規定：理工農醫科留學生不能回中國。就在錢寧突破重重阻礙，即將踏上歸途前，FBI仍心有不甘地做著盤查。
“他們這茬人那種‘沒有國就沒有家’的感覺我們無法感受，那種對祖國無怨無悔的愛別人難以理解。”在近日舉行的“錢寧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會暨錢寧學術思想研討會”上，錢寧之子錢心毅追憶父輩放棄美國優渥生活，回到一窮二白的祖國搞建設的選擇時說，不只是FBI的特工難以理解，甚至沒有經歷過軍閥混戰、日軍侵略、在國外備受歧視的人都無法理解，那一代人急切要用所學報效祖國的家國情懷。
回到“母親河”
1922年12月4日，錢寧出生于南京。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是在兵燹和動蕩中度過的。戰亂中，父親帶著全家一路從南京遷到長沙，再從長沙逃難至重慶。
在重慶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讀書時，教授們講黃河水患給錢寧留下了深刻印象。歷史上，黃河既是孕育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也是給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問題河”。據黃河水利委員會統計，3000年來，黃河下游決口泛濫約1500次，較大改道二三十次。淤積、決堤、改道，這條讓人束手無策的大河成為真正的“洪水猛獸”。
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研究黃河泥沙問題的權威竟是一位外國學者，這大大地激發了錢寧要治理黃河、為人們做點實事的責任感。
1947年，錢寧赴美留學。他先就讀于美國愛荷華大學水利系，在流體力學權威亨特·勞斯教授的指導下獲得碩士學位；后又轉伯克利加州大學學習泥沙專業，從師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之子、泥沙專家漢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在導師的悉心培養下，30來歲的錢寧就在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其中有些結論被泥沙學者所引用，初步奠定了他在國際泥沙界的學術地位。導師希望他留在美國進行研究，但錢寧深知，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在中國有很多像黃河一樣泥沙問題嚴重的河流亟需研究治理。他沒有忘記遠渡重洋出國求學的初心：學成歸來，報效祖國。
“到野外去”
漢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治學主張是“go out in the field”（到野外去）。作為最受器重的學生之一，錢寧重視野外考察的學術精神和導師一脈相承。
1955年6月，錢寧回到祖國，不久就徒步考察了北京西郊“小黃河”（永定河）。同年9月，他成為中國科學院水工研究室（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籌建，后并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并很快開始了黃河考察。12月4日，錢寧在黃河秦廠水文站度過了33歲生日。
此后，查勘鄭州至河口段，陪同蘇聯專家查勘黃河，參加黃河下游查勘，赴陜北、晉西北及隴東地區調查黃河中游的地表物質組成……
回國前11年，錢寧年年都在黃河考察、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參與黃河規劃和工程審查。
“治黃認識”重大突破
1959年，錢寧在鄭州花園口黃河灘地考察一座施工挖出的古墓時，發現歷史時期淤積下來的泥沙比黃河河床上的泥沙粗得多，這引起了他極大的注意。
回到鄭州，他開始廣泛收集河床鉆孔資料，發現淤積在河床深處的泥沙都比表層泥沙粗，這部分泥沙絕大部分粒徑大于0.05毫米。按照20世紀50年代的水文資料統計，多年平均粗泥沙量達3億～4億噸，占黃河下游總沙量的五分之一。
“這樣看來，防止黃河下游泥沙淤積惡化，主要應控制這部分泥沙。”錢寧在文章中寫道，“那么黃河中游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區，是否存在一個比較集中的粗泥沙區可作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點，便成為一個亟待查明的關鍵課題。”
1962年，我國第二次制訂黃河規劃時，錢寧親自帶領科研人員深入黃河中游，調查各地地表物質組成。
當時缺乏交通工具，調查人員坐長途汽車、搭敞篷卡車，有時候“屁股下墊塊磚就是一路”。他們先到縣城住下，步行踏勘附近的河流，一個地方的工作搞完了，再轉戰下一個縣城。就這樣，從延水、無定河、大理河，然后北上榆林看榆溪河，南下西行到靖邊看蘆河和舊城水庫，再經定邊、安邊、鹽池看清水河，最后翻過六盤山，沿涇河、渭河回到西安。
通過這次資料分析和現場調查，錢寧弄清了黃河中游產沙最多的3個片區，并發現其中有兩個粗泥沙區。這樣，他一方面明確了造成黃河下游危害的主要是粗泥沙，另一方面又查清了中游粗泥沙的集中產沙區。
此后，錢寧又組織力量，查明黃土高原43萬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區中，有80%的粗泥沙來自10萬平方公里，其中5萬平方公里的產沙量就占到粗泥沙來量的50%，這5~10萬平方公里應該作為水土保持的重點。
這項歷時20余年的成果被業界認為是“治黃認識上的重大突破”，1982年，該成果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把隊伍帶起來
錢寧是我國泥沙研究領域的先驅，也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泥沙研究學者。他先后著有具有很高理論及實用價值的《泥沙運動力學》、《河床演變學》兩書，并主編了《高含沙水流運動》。
在泥治沙理實踐中，錢寧意識到泥沙問題不是一兩個人能解決的，他希望能培養出一支隊伍。在黃河治理委員會工作時，錢寧利用午休時間給大家講泥沙課程，那時候大夏天連電風扇都沒有，錢寧脖子上搭條毛巾，手拿蒲扇就走上講臺。
在清華大學三門峽基地，錢寧指導師生修建400多米的河道泥沙模型，研究葛洲壩水庫回水變動區的泥沙沖淤和治理措施。當三門峽基地準備撤回北京時，他說服學校和教育部領導，在清華大學建立泥沙研究室。他一面承擔研究任務，一面組織教師學習，同時爭取相關部門資助，在清華園建設規模宏大、設備先進的泥沙實驗室。
1979年，錢寧被查出罹患癌癥，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他一面積極配合治療，一面爭分奪秒拼命地工作。他希望上天能給自己5年時間，把“清華這支泥沙隊伍帶起來，也可以把幾本書寫出來”。
一座“黃學”研究的燈塔
錢寧曾7次住院，在病床上，只要眼睛能看，手還能寫，他就沒停過思考、閱讀和寫作。同事和學生去看望他，他立下規矩：不談病情、只談工作。
1979年，第二屆泥沙研究班結束后，學員李九發(華東師范大學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暫留清華園，協助錢寧開展黃河下游挾沙能力計算和河床調整機理研究。
“在此期間，錢先生每周六下午定時對我一周的計算結果進行檢查，并利用美國友人送他的小型計算器進行復驗。”李九發說，“錢先生對科學研究的責任心，對我當時能堅持進行復雜條件下水流挾沙能力計算給予了力量。”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倪晉仁是錢寧最后一次招收的博士生之一。1985年，倪晉仁碩士即將畢業，導師推薦他報考錢寧的博士生。聯系報名時，錢寧將倪晉仁的碩士論文草稿要去。一周后，看到回復意見的倪晉仁愣住了。
“錢先生的回復意見竟然整整寫了9頁稿紙。”此后很多年，倪晉仁每次翻開論文，看到頁尾“4月13日，錢寧”的署名時總是感嘆：“當時先生病體弱，還關心著三峽、黃河、中國水利建設等一系列大問題，我一篇碩士論文，在沒有電腦和互聯網的年代，先生一筆一畫寫了9頁稿紙。”
在3600多字的深刻評論和建議中，倪晉仁還能看到筆畫間隱約的顫抖。
“每次想到這些，對先生除了懷念，還有敬重。”倪晉仁說，“我就在想，這就是科學精神，這些又有幾人能做到？我也一直把這當作錢先生學術態度和精神的一個教學案例。”
病榻之上，錢寧依然關注黃河并寫下《“黃學”研究前景廣闊》，號召人們研究黃河。垂危之際，連翻書的力氣也沒有了，聽一聽看望他的同志談泥沙、談試驗、談論文，也就成了他的一種特殊享受。
1986年12月6日凌晨，錢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兩周后，親友遵照遺愿，將他的部分骨灰撒入他系心一生的黃河。
“錢老師像一座燈塔，一座豐碑。”中國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學教授唐洪武說，“他是我們水利科技工作者和教育者的楷模，感召后學沿著他開辟的科學道路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