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竺：嚴格監管煙草業欺騙宣傳

　　“雖然社會關于控煙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煙草業變換著各種手法進行對抗。”5月31日是世界無煙日，世衛組織將“煙草業干擾”選定為今年世界無煙日的主題。針對“煙草業干擾”這一主題，衛生部部長陳竺昨天（5月30日）表示，國家對煙草業一些欺騙性的宣傳活動，要有嚴格的監管，只有這樣控煙工作才能真正實現。

　　針對當前的控煙形勢，陳竺表示，我國作為煙草最大的生產國和銷售國的狀態還在延續，近年來煙草產量在增加，這說明煙草危害有增無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煙草企業也在變換著手法變相推銷產品。雖然社會關于控煙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煙草業變換著各種手法進行對抗，包括用一些偽科學的手段，可以說是一種欺騙的手段。

　　當前，有不少人認為，煙草業上繳了大量稅款，給經濟作出了貢獻。陳竺對這一觀點也進行了駁斥。陳竺說，實際上專家早有研究，煙草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了對稅收所謂的貢獻，在經濟上是得不償失的。更何況吸煙造成了患者、家庭、社會的巨大的傷害，這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為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按照世衛控煙公約的要求，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加強制度建設。國家對煙草業一些欺騙性的宣傳活動，要有嚴格的監管，只有這樣控煙工作才能真正實現。

　　健康促進委員會負責協調指導，衛生、教育、文廣影視、體育、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門按照規定進行控煙監督管理工作。

　　市、區衛生部門負責防止二手煙危害的日常工作，市、區人民政府的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按規定負責防止二手煙危害工作。

　　愛衛會負責指導、協調和監督政府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按規定開展控煙工作。

　　禁煙執法主要由衛生署專責成立控煙辦公室及警務處執行，并授權3個政府部門在其轄下場地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1995年，北京通過了中國第一個控煙地方性法規——《北京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規定》，愛衛會被確定為北京控煙的執法主體。盡管如此，近二十年來，“執法弱”、“執行難”，到底誰來具體執行控煙執法？就如公共場所難禁的煙霧一樣，困擾著北京控煙之路。

　　愛衛會，一個議事協調機構，在北京1995年制定的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規定中，被規定為“控煙”的執法主體。而據記者了解，目前，北京市愛衛會并沒有專職的控煙監督隊，是由區縣愛衛會、街道和鄉鎮負責衛生工作的人員進行監督檢查。街道辦人員也并非專查控煙，而是和計劃生育等工作一起進行。

　　北京市愛衛會負責人表示，每個月自街道、鄉鎮都會匯總報表，全市大概能夠覆蓋1萬個單位左右的控煙情況。

　　根據1995年的法規，北京對于違法禁煙規定的單位和個人均制定了明確的法則。單位可被處以1000-5000元的罰款，個人也可處以10元罰款。

　　但僅過了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使北京的控煙立法一些條款同上位法發生了沖突——愛衛會的衛生檢查員不再具有罰款資格。也就是說，愛衛會對于違法吸煙的人員只能進行教育、警告、勸阻。

　　北京市愛衛會一位負責人認為，控煙并不是為了處罰。“你勸他，他把煙滅了，目的就達到了。”但更多的意見稱，控煙效果欠佳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于愛衛會缺乏執法權限。

　　中國控煙協會副會長楊功煥也認為，由于控煙的工作量非常大，以愛衛會現有的人員、權責來說，很難真正達到控煙執法目的。

　　組建一支隊伍“專攻”控煙，曾是北京市近年控煙工作的一個探索方向。

　　“香港就是這樣的模式。”愛衛會相關負責人表示，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精力集中”，而且便于在各個部門之間進行組織、協調。

　　2008年，為舉辦“無煙奧運”，北京以“政府令”形式，頒布《北京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范圍若干規定》，委托市、區兩級衛生監督部門，開展公共場所禁煙的監督執法。

　　去年5月1日，衛生部修訂后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實施，意味著室內公共場所應開始全面禁煙，也明確區（縣）衛生監督所，成為室內公共場所禁煙的一線執法主體。

　　但是，該系統并沒有專門的控煙執法隊伍。當年，北京市衛生監督所所長李亞京計劃以此為契機，向政府申請適當增加編制，在衛生監督系統內，建立一支“禁煙執法”隊伍。

　　不過，這并未成為現實。目前，北京市、區兩級衛生監督系統執法人員共1000多名，負責的領域已經涵蓋了餐飲衛生、消毒產品、生活飲用水、公共場所衛生、學校衛生等等，根本難以抽出專職部門、人員負責禁煙執法。以東城區衛生監督所為例，室內公共場所的禁煙監察職責劃歸公共場所衛生監管的科室。據東城區衛生局副局長劉清華介紹，該科室僅有7人。劉清華坦言，在東城，2008年北京市政府控煙令實施至今，尚未對在公共場所違規吸煙個人進行處罰。

　　不過，今年3月開始征集社會意見的《北京控煙條例》（專家建議稿）中，并沒有再提及“專門建立一支執法隊伍”。

　　“建立執法隊伍還是需要的，但不能光靠一支隊伍，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領導機關，進行協調、指導、促進。”條例主要起草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松年昨天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專門建立起一支執法隊伍，會面臨執法人員的工資和編制等諸多問題，現實中并不可行。“北京那么大，一支隊伍能有多少人，轉也轉不過來。”

　　“首先是考慮效果，其次是節約行政成本。”應松年表示。按照建議稿的思路，衛生、教育、文化、交通、工商等多個行政管理部門都需要履行控煙職責，并成立專門的控煙工作領導小組。

　　他說，這個控煙治理模式實際上是將控煙執法權“分擔”到了各個部門。比如，醫院的控煙將由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學校的控煙將由教育或人力社保部門負責，商場控煙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文化、娛樂、體育場所以及旅館業的控煙分別由文化、體育、旅游、經濟貿易行政管理部門分別負責，等等。

　　應松年介紹，按照這一思路，處罰權也將分散到各個部門，由各部門的執法隊伍來負責。“控煙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情，而是各個部門都要參與進來的，采取的應是公共治理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