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要盡快長出“入刑”的牙齒

　　近日，一則源發于娛樂圈的新聞，相當引人關注——有媒體曝光包貝爾在哈爾濱開的辣莊火鍋店使用了假鴨血。暗訪中，該火鍋店服務員稱所銷售的“鴨血”都是從四川空運，“一天一到”，結果一滴鴨血都沒有。在輿論重壓之下，包貝爾在微博發文道歉，會承擔全部責任。

　　因為是娛樂明星，再加上趕上315的“檔期”，因此包貝爾攤上假鴨血這事，就有了被更多被公眾架在火上烤的理由。但包貝爾或許沒有完全意識到假鴨血事件的嚴重程度，他自稱“愿意承擔全部責任”。但如果責任后果是要對照直接入刑的話，他還能否如此“舉重若輕”呢？

　　這并非是無端臆想。3月17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就表示，將進一步加大刑事打擊力度，積極會同有關部門推動食品造假行為直接入刑，完善打擊食品藥品犯罪司法解釋，有力發揮刑法的打擊震懾作用。其中，“食品造假行為直接入刑”這樣的描述，讓公眾看到食品安全領域有了更加剛性的法網織密。而用刑法作為最后強硬手段，來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更加細化的規制，并把造假這種卑劣的違法行為單獨提出來，就是要杜絕事后的“裝無辜”“撇關系”。這種可操作性的提升，不啻加強了公眾的食品安全感。

　　而“食品造假行為直接入刑”的關鍵詞，同樣也出現在頂層設計的高屋建瓴中。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張高麗主持召開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時，就指出，要完善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推動摻假造假行為直接入刑，用最嚴厲的處罰堅決遏制和打擊違法犯罪行為。

　　作為“最后手段，”刑法具有保證其他法律規范實現的作用。而刑法作為“保障法”的語境，使其既有獨立性又有托底性。可以期待的是，當食品安全問題入刑之后，再發生相關事件，在法律適用的程序上，就應遵循刑事優先原則。這種在懲治上的絕對“加碼”，對不法分子的震懾性，必然是立竿見影。

　　因此，再從包貝爾假鴨血事件的案例看，如果按照現在刑法中關于食品造假入刑的相關規定，就須到達“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這一地步，顯然責任方還不夠量刑。而事后，包貝爾聲稱“不知情”，自己也是受害者，事件就陷入到各執一詞的羅生門，再加上缺乏“食品造假行為直接入刑”的法律支撐和懲罰手段，最終結果大概就是罰款加停業整頓的行政處罰。而這種違法成本之低，也是歷來被公眾所詬病的。

　　因此，當食品安全問題入刑有了“加速度”的語境后，人們更加期待它能盡早“落地”，并長出牙齒。相比于行政處罰的“皮肉之痛”，刑事處罰的“打斷骨頭”，更讓人望而生畏。不過在當下，考慮到食品安全領域行政執法的特殊性，如果食品安全問題“入刑”的話，它在立法上的內容，該如何與《食品安全法》進行銜接和融合，都是亟需解決的問題。畢竟，立法需要清晰，否則就會帶來執法的模糊。對于需要用猛藥來整治的食品安全領域，希望不要讓公眾等的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