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改革敢擔當科研求趣味

　　2007年，饒毅回國，成為北大首位全球公開招聘的院長。2013年，饒毅主動卸任生科院院長，“盡其心，以事天”是饒毅的卸任辭。對于饒毅，公眾更熟悉的是他大膽、犀利的言論。在饒毅看來，“擔任行政職務要敢于公正做事；從事科學研究要有自己的風格品位”。

　　“溫和的改革派”、“嚴謹的科學工作者”、“有擔當的知識分子”、“批判性的建設者”，回國后，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被貼上了很多標簽。

　　“先公后私”。評價自己回國7年的工作，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生命科學學院原院長饒毅，不假思索地用了這個詞。“體制改革是公事，而個人的科研含個人學術追求、個人興趣等私人成分，個人利益更是私事。”饒毅說，“擔任行政職務不能尸位素餐，要敢于公正做事；從事科學研究不必隨大溜，要有自己的風格品位”。

　　回國者饒毅：秉公辦事

　　2007年，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神經科講席教授饒毅在旅美22年后回國，成為北京大學首位全球公開招聘的院長，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人們認為這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有媒體將他和施一公（由普林斯頓大學回國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的回國，與20世紀50年代錢學森、郭永懷的回國相提并論。

　　“中國引進我們，也是考慮我們有在國外既做過學生也做過老師的經歷，能在體制建設上做一些事情。”饒毅這樣定位自己回國的使命。

　　回國后，饒毅在校外不斷呼吁并嘗試改變中國的學術評價體系，重視和褒獎在我國一些單位作出杰出工作的科學工作者。

　　在校內，為了做到客觀公正，饒毅邀請國際專家委員會參與評審重要的遴選、晉升等，為了充分發揮教授的作用，他建立多個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討論學術交流、儀器經費、空間等活動和資源。饒毅每次都尊重委員會的決定，即使有時意見不同，也從未否決過委員會。“用委員會就得真用，而非粉飾。”饒毅說。

　　他注重全局。從校外爭取的學術資源不局限生科院，而從符合學術發展要求的角度建立體系，支持的北大師生分布于生物、化學、心理、物理、分子醫學、醫學部等院系以及多家北大臨床醫院，推進學科交叉、基礎與臨床結合。

　　科研經費分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饒毅堅持秉公辦事。饒毅任生科院院長時所獲的“973”項目經費，大部分給了不屬于生科院的心理系，今年將項目首席科學家交給心理系。饒毅爭取到蛋白質平臺經費，數以億計，他都交給教授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管理、確定經費用處，而自己實驗室不向平臺提一分錢的儀器要求。

　　饒毅和施一公在國家教育改革試點的要求下建立了“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饒毅負責的北大部分請物理系的定量生物學家湯超主持，在支持一批學者收入合理增加后，饒毅不從中心獲個人收入。

　　先公后私的饒毅，為學校爭取了不少校外學術資源，卻沒有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甚至，今天的生科院大樓都沒有饒毅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分別在北大校園相隔甚遠的東西兩端。指導學生時，饒毅和學生們桌子擠著桌子，沒有隔斷，只能把書包放在桌腳邊。饒毅每天像學生一樣背著書包，騎自行車或搭公交車。

　　7年來，饒毅的實驗室空間是目前生科院最差的之一。他的兩間常規實驗室還不在一起，其中一間在廁所隔壁，一間是盥洗室改的，都不好用。

　　“有空間自然先給其他人，天經地義。任院長時與學校只能討論公事，不宜討論自己的私事。”饒毅說。

　　饒毅堅持不用自己的權力為個人謀利益，其人品在北大得到廣泛肯定，即使與饒毅意見不一致的人都公認饒毅為人正直、做事公正。北大師生對饒毅的尊重也絲毫不因他卸任院長而減少。

　　改革者饒毅：建立優良體制

　　建立優良體制，是饒毅的夢想。饒毅一直以院系的體制機制改革為核心，在推動科學體系改革、資源配置、教育與文化氛圍培養等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新體制，在師資方面是引進、評價、審核、晉升教授等人員的體系，在學生方面是個體化教育體系。”饒毅說。建立合理的機制是其重點，選拔、支持研究和教學優秀的師生。

　　在生科院，人才選拔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博士出身，學術至上。生科院聘請了一位國內博士，并多年支持他工作。他第一次去美國作學術報告后，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決定送自己的學生到北大學習。“理科方面，麻省理工送學生到北大學習，以往很少見。”饒毅說，“只有敢于承擔責任，才能選拔出好的人才。”

　　除了選拔好的人才，新進人才的職稱改革是饒毅在生科院做的又一探索。

　　中國生命科學界近20年的基本情況是，在國外做過博士后，回國立即做正教授。饒毅認為這種做法難以用晉升督促青年教師，而且中國教授科學活躍期結束比較早。對這種現狀，饒毅很著急：“我在國外求學期間的老師們，今天很多都在科研一線，而國內和我年資一樣的多半在一線看不見。”

　　經過兩次嚴格評審后才能晉升為正教授的人，會養成好習慣，以后也會珍重自己。“這對改變中國目前的浮躁，能起到清涼劑的作用。”2007年9月，饒毅到北大生科院后，新聘的起步課題負責人都只給英文職稱“助理教授”，一直到做正教授后，才能英文和中文一樣稱為“正教授”。“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對學校負責，也是為了受聘人員自身。如果做得好，他們會成為真正與國際接軌的正教授。”饒毅說。

　　饒毅的做法也得到了學校的肯定和支持。從今年開始，北大全校新引進的教師都用這種體制。

　　為了檢測體制的穩定性，饒毅出人意料決定卸任院長。“體制建設的成功，遠比我個人長期任院長重要。”饒毅說，“一般人的做法是長期任領導以保證新體制的穩定，我想換一種方式：用卸任來檢驗新體制的穩定性。”

　　“‘盡其心，以事天’。我們的天是國家的發展，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盡綿薄之力”，2013年饒毅以此卸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回顧自己任院長期間的探索，饒毅說：“我的原則是掌握權力時一定要公平，對自己，要自律；對他人，要有程序、公正地擇優鼓勵；國家交給的資源和權力本質上是國家的信任，得到信任者一定要為國家用好權力、分配好資源。如果我們不認真、怕得罪人，就對不起國家。”

　　實干者饒毅：做得比說得多

　　外界從媒體上了解的饒毅，常局限他對公共問題的發言。饒毅的教學工作量之大卻鮮為外界所知。對研究，他認為“中國媒體和有些人對科學家的評語好像給小學生發獎狀”。而饒毅用“好玩”形容自己的研究，透出科學的樂趣。

　　北大生科院學生非常歡迎饒毅帶來的教學改革，特別是解放學生的“個性化教學”方案，學生獲得前所未有的選課自主權。他被學生投票評為北京大學全校的“十佳教師”和生科院“十佳教師”。他主講多門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而且自編教材，其中以“生物學概念與途徑”為代表的啟發式教學令人耳目一新，他與學生一道讀生物學經典原始論文，討論科學思想、概念、方法的來源和演變，他的考試題讓學生帶回家做一到兩周，檢驗的不是記憶力、而是思維和創造能力。

　　對于這位享有國際聲譽的神經科學家，公眾更熟悉的不是饒毅研究的領域，而是他大膽、犀利的言論。饒毅認為研究是“私事”，所以極少對媒體介紹自己的工作。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蛛絲馬跡”。他在大學期間就綜述英文文獻，在美國加州大學念研究生時就在英國《自然》雜志發表了第一篇研究論文，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研究神經發育，發現一個基因調節神經母細胞和表皮母細胞之間的開關。1997年，他在華盛頓大學領導的實驗室發現脊椎動物胚胎的兩只眼睛來源于同一個前體區域，提出“眼形態發生場”的概念，后被證明在脊椎類動物普遍存在。1999年，他的實驗室在《細胞》雜志發表論文，發現神經纖維的排斥性導向分子。其后他們獲得更多證據提出體細胞遷移的共同分子機理，對基礎理論有貢獻，并提示有潛在應用價值的新方法。

　　在研究神經發育20多年后，饒毅轉而研究行為和認知的分子與細胞基礎。他在北京的實驗室相繼發現影響動物爭斗的基因和控制動物性偏好的基因。“我們還有很多有趣的工作，以前一般研究動物，現在有些完全是用人做研究。”饒毅微笑道，“很好玩，等著瞧。”

　　在校外，饒毅繼續“我行我素”，希望改變科教界的文化習俗。今年5月29日和30日，饒毅作為評委參加了教育部“2011計劃”地區類的評審答辯會。隨后他在博客上公布自己在會上的提問，如：“身為校長的您不僅自己做主任、請的首席科學家里面有個老院士也與您一樣是西醫手外科專業，而您主持的項目是慢性病的中醫處理手段，您二位專長應該算西醫急性病，領銜和參與中醫和慢性病是否合適？”

　　他的博客文章獲得了逾1.6萬人次的點擊率。“這是在現有體制的情況下對文化習俗改變的嘗試。”饒毅說。

　　饒毅寫博客多年，他的批評性文章曾引起軒然大波。但他的批評有高度選擇性：“應該改、能改的，我才批評。能做的，我直接做了，不談。我不知道如何改的，即使有問題，我也不批評。”

　　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北大常務副校長的韓啟德先生評價：“饒毅的說就是做。”北大生科院教授鄧宏魁公開稱“饒毅說得多做得也多”。

　　饒毅做事在乎持久，“曇花一現的事情，我沒有興趣”。

　　早在2000年，饒毅為了改變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生教學落后的狀況，提議、推動、創辦了生命科學領域基礎性的研究生課程，該課程由饒毅邀請的20多位海內外優秀華人生物學家主講。14年后這門課仍然在其他人主持下繼續。在更早的1998年，饒毅在北京發起了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會議，后移香港迄今已16年。饒毅參與的幾個機構，今天都根深葉茂。

　　談及為何這些項目都能長期存在，饒毅認為是設計合理、考慮長遠意義。

　　與饒毅同期回國的施一公教授，曾專門撰文寫自己眼中的饒毅：憂國憂民的科學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現代魯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頑童，注定將留下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