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周燕芳建議“鼓勵和保障在校碩士和博士生結婚生育”，引發高教界熱議。而就在2018年的一篇科學網博文《女博士的生育困境》下，網友在評論中對碩博生育還頗不以為意：“矯情！國家不缺你們那一丁點生育率。”
這篇讓網友直稱“矯情”的博文作者是科學網博主李曉姣。她在文章中分享了讀博期間懷孕生子的經歷，并結合當時的政策闡述了自己的思考。博文發布后，引爆了科學網、乃至全網對于女博士生育話題的大討論。
4年后的今天，科學網邀請當年討論的“點火者”李曉姣撰文，從個人選擇、家庭資源、榜樣力量等角度出發，再論研究生的生育困境。
從“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關于女博士生育困境的艱難探討[1]，極速快進到“三孩政策”下鼓勵在校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結婚生育的兩會提案[2]——對于高學歷女性生育問題關注焦點的急轉直下，只用了不到4年時間。
從讀博生子話題的諱莫如深，到準高學歷的研究生被催生，到底發生了什么？
研究生不想生小孩！
女研究生這一群體，平均年齡在23-30歲之間，是生物學意義上毫無疑問的“育齡婦女”，也是提高和釋放“生育意愿”的目標群體。但面對這一話題，研究生們的真實想法，在陳述提案那條微博下的高贊評論中可見一斑：
“研究生論文都寫不完還有功夫結婚？”
“那以后導師就不會招女學生啦。”
“在校碩士和博士結婚生育，請問結婚和生育的錢誰出？”
……
真要細究一番，這些抱怨似乎和“生不生”的意愿本身并無直接關系。論文寫不完沒功夫結婚，那如果論文寫完了呢？導師不招女學生了，那如果導師十分開明，甚至鼓勵女生早成家呢？生育成本沒人買單，那如果政策合理到位有人買單呢？
暫停，我一定要表明態度，我可不是催生的說客，說這些因素不重要。恰恰相反，它們太重要了，任何一個都能成為壓死駱駝的稻草。
我只是在好奇，年輕女性們有沒有真的好好去想過這個問題——現在、不遠的將來或者這一輩子，我究竟想不想要一個小孩？
這種完全出于本心的真誠思量少之又少，起碼在網絡上幾近絕跡，就算有也會立即被鋪天蓋地的諷刺和吐槽掩蓋。
對于女研究生來說，“生與不生”不該只是一個事不關己的提案。女性自打出生就要面臨這個問題，與其這般被動，不如主動去參與討論。生育問題，本就應該是女性主動進行嚴肅思考的人生議題。
確定不想生？早有人這樣做。
在《最好的決定》[3]一書中，13位女性和3位男性作家由于不同的原因選擇了不生育，她/他們以驚人的坦誠探討了生育、家庭和生命意義，并試圖去觸及所謂生養的真正動機。
不生養不代表討厭小孩，她們仍有可能是最好的姑姑或者姨媽。她們就是不想生育，對于她們來說，這就是“最好的決定”。
在當下，決定不生育與決定生育相比，是條更少人走的路，因為這違反了社會對女性的一般期待。
任何與主流背道而馳的做法都會讓你遍體鱗傷，因為你要面對廣泛的質疑、喋喋不休的詰問和來自內心的不確定，要不斷地甚至終其一生地向內質問、向外辯護。
如何做到心平氣和，如何做到無需攻擊性的自衛式辯爭，如何確定這是自己“最好的決定”？
有沒有選擇的自由？
可能大部分人并沒那么決絕，心里所想無非是現在不是時候，但畢業后、工作后、穩定后——總之，將來可能還是會生的吧？研究生果真有選擇是否在讀研期間結婚生子的自由嗎？
如果在相同條件下，你不僅可以選擇不結婚生育，還能選擇結婚生育，這才真正算是擁有選擇是否結婚生育的自由。
但現在，選擇讀研期間生小孩卻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往往需要精心準備理由為自己辯護。
該不該選擇讀研期間生個小孩呢？“應不應該”中蘊含著“能不能”，如果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那“該不該”就不值得討論。
我當然有上清華的自由，我沒上是因為我不想上嗎？不是，是我沒有與之匹配的學習能力、經濟條件、家庭背景，所以這種自由于我只是無效的自由。
在當今人口政策、就業環境和社會文化多重壓力下，女性所說的“我有不生育的自由”并不準確。
由于女性沒有選擇生育的自由，所以選擇不生育也并不是因為有此自由。缺乏實現條件的自由，只能是無效的自由。
提案中同時包含鼓勵和保障：“鼓勵”提供了這種自由，可如果沒有實操政策上的“保障”，“鼓勵”終將淪為鏡花水月。
該來的沒來，不該走的都走了？
社會組織了一場會議，邀請育齡女性參會討論生育問題。
會議桌旁圍坐著剛畢業的女大學生、職場女性、全職主婦等，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擠著幾個女博士——無非是些博士后、非升即走的青椒和專職研究員這些“科研臨時女工”。門口還有幾個女研究生在好奇觀望。
主持人掃了一眼參會人群開口道：“怎么該來的沒來？”科研女工生性敏感，短暫面面相覷后夾起基金本子和論文草稿落荒而逃。主持人看到后趕緊喊：“怎么不該走的都走了？”門口的女研究生們臉一紅，也夾著課本跑回了實驗室。
無論留下的是誰，都會倍感屈辱。惦記的都是未到場的人，刺痛的都是席間的人。
高學歷和準高學歷女性自覺離場成為缺席者，不在一朝一夕間，生育意愿也不是給個甜棗，說提高就能提高。女研究生們耳濡目染的是：生育后會遭遇“母職懲罰”，養育子女成本高昂，就業環境遍布荊棘，遭遇不公無處發聲。
與其站在荊棘旁，徒勞且令人反感地大喊“加油”，恐怕更緊迫的是先掃除障礙。
首當其沖就是應該徹底移除人為設置的諸多年齡障礙。
生育本身只是生物學問題，但由于它與家庭、職場、事業之間的矛盾而日益變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最佳生育年齡和人為設置的年齡門檻，最為直接地體現了這些矛盾的激烈。
繼35歲這一門檻后，不少單位開始有了32歲、30歲等新限制，生個孩子回來可能就永遠成為了“檻外人”。
對于研究生來說，年齡限制造成的后果更嚴重。碩博生要接受更進一步的學歷教育才能取得相應學位。
取得相應學位，才能從事某些需要相關文憑為基本要求的職業，比如醫生、科學家、設計師、私募基金經理……“30周歲以下”，這樣的年齡設置并無道理可言；“碩士及以上學歷”，這樣的文憑要求也不代表該行業亟需某些課堂上才能習得的特定技能。
但是，此類規定被制度性地安排，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鐵律，如果不順從迎合，就連入場券都拿不到。在這樣嚴絲合縫的逼仄條框內，再抽空生個孩子，只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隱形的祖父母
如果女研究生也走到了被催生的舞臺，那么該不該有產假，該不該有生育保險，該不該給生育補貼，該不該提供彈性學制，種種細節不能再模棱兩可，矛盾與糾紛不能再回避。
研究生接受的是學歷教育，其本身并不從事獨立生產，因此除了一兩千塊錢的補貼外，并沒有固定收入。
生育的經濟成本，導師、學校、社會恐怕都不會為此買單，那么只能被迫轉嫁，轉嫁給了家庭，更確切來說是轉移給了上一代人——孩子的祖父母身上。
除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更難以估量。
研究生課業繁重，實驗和論文是永遠填不完的坑，科學研究的不確定性導致過山車般的情緒波動，論文發表的要求水漲船高，還有學位論文的盲審、答辯……即使不生不養，順利拿到學位也越來越難，如果想在學術這條路上繼續前行，更要付出難以估量的精力。
所以就算生了，誰來養？答案仍然是祖父母。
新聞中常有些成功者在真誠分享自己如何巧妙分配時間，如何積極調動各種育兒資源，達到事業、家庭風生水起的。
“巧妙分配時間”就是讓老人負責看護接送，自己有大段不被打擾的時間，還美其名曰提高上班效率，好在下班后進行高質量的陪伴。“積極調動育兒資源”就更為露骨，“老人帶孩子”已經成為心照不宣的硬件條件。
我并沒有指責讓老人承擔育兒責任這種行為，畢竟老人想要含飴弄孫，但含飴弄孫并不等于瑣碎事情和碎片時間。
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社會包括年輕人自己對此理所當然的態度。自己工作需要大段不被打擾的時間，父母呢？
我見過子女天南海北，老兩口只好分居兩地各自照顧孫輩的；我見過想去公園跟老姐妹跳廣場舞，但屈從于買菜、做飯、收拾家務、照顧一大家子而頻頻爽約的；我見過想跟團旅游幾天放松心情，但每天“只需要負責接送”只能作罷的。
老年人的生活圍繞年輕人展開，成為年輕人生活的附屬，年輕人自己則成為時間管理達人，做到“兼顧”。更具反思精神的年輕人則承認做不到“兼顧”，是權衡取舍后的“動態平衡”。
只是在這中間，祖父母——退休前后的老年人——隱形了，成為轉移生育成本的后盾，成為可恣意利用的資源。
養育是場持久戰，生了就好了，上幼兒園就好了，上小學就好了——這些話聽聽而已。一場小范圍的突發疫情，就能讓學校、托育、培訓機構全部停擺，一個個上網課的小孩背后又都是誰呢？
消失的女教授
當年在科學網上寫女博士生育困境的文章時，我發現那些順利度過困境的女性——女教授們似乎都消失了。
發聲的女教授少之又少，這讓我陷入困惑，這究竟是真實存在的困境，還是和我類似的一群失敗者在抱團取暖？
這種“少”體現在三個層面。客觀上女性教授人數少；人數少，自然在高位者少；高位者少，可發聲、有影響力的人就更少。
顏寧教授可能是個另類，她是世界知名的結構生物學家，也是為數不多的常為女性發聲的高位者。由她發起的女科學家論壇至今已持續七屆，“女科學家去哪兒了”話題更是關注過職場寶媽應主動爭取權益、女博士畢業后何去何從、賦予父親休產假的權力等在學術界頗為不主流的話題。比如，在她的推動下，西湖大學給哺乳期的女性教工設置了哺乳室。
可這樣敢于、樂于、又能理解女性真實困境的“高位者”還是太少。
但是，比發聲者少更為可怕的，恐怕還是聽不到真實的聲音。
被淘汰的失敗者更可能出現在“谷雨”“在人間”等非虛構紀事中，成為主流之外的邊緣聲音。而成功者的表達則充斥著“幸存者偏差”。
不少成功女性都很喜歡拿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舉例，并對書中的主要觀點深以為然，那就是：許多女性沒有走到更高的職位其實是出于內在的恐懼與不自信。
瞧，球又被拋回女性手中。
也有少數人進行了反駁，比如《回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4]一書的作者就對位高權重婦女的類似觀點表達了深深的警惕：她們不去批判支撐和維持性別不平等的制度條件，卻只要求女性做出“心態上”的轉變，而決定這種心態的外部客觀現實卻都維持了原樣。她們強調以不斷的自我調整和自我督促來實現微小改變的重要性，聲稱這種自我調整就能帶來轉變。
敢于說出自己的“不堪”，敢于說出自己的無助，敢于說出自己的狼狽——這樣的女性高位者幾乎沒有。
我們需要更多的女教授，需要更多的女性高位者發出更真實的聲音。最大的勸退不是困難，而是你根本找不到真實的榜樣。
一劑苦藥
政策的出臺要顧及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任重而道遠，并不是人微言輕的我可以建言的。
對于政策，我的態度一向悲觀卻積極。比如現下熱議中的強制父親休產假和延長男性帶薪育兒假，似乎這樣一來就能縮小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可是，如同企業不再雇傭生育女性一樣，出于一樣的原因，企業也會不再雇傭主動休育兒假的男性，而只雇傭高喊“我自愿放棄陪產假”的效忠者。
所以，我才不會傻傻等著不知何時來的政策，小孩兒也不會，Ta們會快快長大，一刻不停歇。
我既不是宣傳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先鋒，亦不想做催生的幫手，更沒有光鮮的履歷可提供某種高光的范本。我只是把現實原原本本給你看。
待看過這現實，也許你會發現，生而為人，本就麻煩，但你仍有選擇，雖然這選擇充滿限制。
這不是一碗雞湯，更像一劑苦藥。愿生與不生，都可以成為你“最好的決定”。
參考資料：
[1]女博士的生育困境，科學網博客專題，
https://news.sciencenet.cn/news/sub26.aspx?id=3297
[2]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會友好的政策體系，中國新聞網新浪微博，
https://weibo.com/1784473157/LitSYgGWk, 2022.3.6.
[3]最好的決定，[美] 梅根·多姆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4]回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英] 沙尼·奧德加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