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題目：醫療基礎設施何以可能——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麻疹防治史
作者：王程韡
出處：[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2，44（1）
麻疹經空氣傳播，曾是一種極其兇險的多發性病毒傳染病。在世界首支減毒麻疹活疫苗誕生三年后，1965年，中國也成功研制出減毒麻疹活疫苗，并于次年4月開始逐步推廣應用。但在當時的國內，保障疫苗運輸中活性的“冷鏈”還不存在。該論文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從疫苗誕生到1982年“冷鏈”項目試點實行，我國是如何實現麻疹“發病率逐年穩步下降”的？
作者考察了這段麻疹防治史。研究發現，在技術基礎設施外，以黃禎祥、諸福棠等為代表的國際一流病毒科學家，擔當“及時報告”和“切斷傳播”大任的以赤腳醫生為主體的基層衛生人員（包括配合其工作的家長），以及總結經驗教訓并適時推廣預防接種卡制度的受過良好醫學和公共衛生訓練的技術官僚和專家，共同構成了決定麻疹防治成敗的關鍵因素。
以史為鑒，通過回顧這段歷史，作者呼吁重新重視人作為醫療基礎設施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作者認為，今天一談到防疫，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疫苗和圍繞它建立起來的“硬件”，即技術醫療基礎設施。似乎現代醫療體系的建立過程本身就應該是技術化、科層化和專業化——即去人化的。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麻疹防治史給我們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疫苗生產技術不過關、使用技術不規范的情況下，若不是依靠赤腳醫生和家長一同構筑起來的“人民戰線”，以及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基層防疫站的工作人員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建立起的“記錄、檢測和問責”體系，麻疹大規模傳染所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不可能被有效地控制。
在作者看來，人作為一種醫療基礎設施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今天似乎已經被遺忘了。以至于面對疫情，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型醫療設備、個人防護裝備、基因檢測工具和電子跟蹤手段。這些技術基礎設施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若是離開了人，它們還能否發揮預期的作用？身處其中的我們若想回答這些問題恐怕為時尚早。但別忘了社會對傳染病作出回應的同時，也同時反映出社會自身的結構特性。
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麻疹防治的歷史，恰恰能夠幫我們映照出這個結構——這正是我們“不小心”丟掉的東西。
（圖片來源：期刊官網）
論文題目：公眾科學——科學共同體模式的轉向
作者：李際 王子儀
出處：[J].科學與社會，2021，11（4）
1942年，英國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在《科學的自治》中提出了“科學共同體”的概念，并在此后的科學社會研究中被普遍接受和使用。波蘭尼主張“今天的科學家不能孤立地實踐他的訴求。他必須在一個機構的框架內占據一個明確的席位”，強調了“共同職業”的特點。
此后，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和科學哲學家庫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學共同體”的模式，但都主張科學家是唯一的構成人群。
該論文作者提出，科學共同體并不一定是“科學家共同體”，公眾科學的出現使得科學共同體出現了模式轉向，成為由公眾與科學家共同構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職業”或“共同學科”的科學共同體。
作者認為，雖然公眾與科學家不是“共同職業”，也未必是“共同學科”，如參與野外觀鳥的公眾，但這并不妨礙公眾和科學家“共同承擔”科學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公眾科學體現了不同于波蘭尼與默頓的“共同職業”或庫恩的“共同學科”的人群特點，它具有“共同研究”的人群特點。
事實上，將“共同研究”的共同體群體范圍向科學家以外的群體擴展并非沒有先例，工程共同體研究中就提出了工人也是共同體成員的觀點。據此，科學共同體模式發生了新的轉向，成為“共同研究”的公眾科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