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自然》主編：希望未來與中國有更多合作

菲利普·坎貝爾

　　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合作活動，提高《自然》期刊在中國的知名度，并在未來有更多合作。

　　他是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會員、英國物理學會會員、全球著名科學類期刊主編。至今，他的編輯生涯已歷35載。其間，他曾追隨理想的“心跳”，離開《自然》，獨挑大梁，開辦新刊《物理世界》，隨后又重歸《自然》。近日，英國《自然》雜志主編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接受了《中國科學報》記者的采訪。

　　《中國科學報》：是什么原因讓你1988年離開自然集團籌辦《物理世界》？后來又為何重新回到《自然》？

　　坎貝爾：我被聘入《自然》是在1979年，主要目標就是促進物理學內容的發展。《自然》需要一名物理學家幫助發展純物理學方面的內容，因為天文學、氣候學等學科已經是強項了。

　　我從小的科學興趣就是天文和物理學，我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很感興趣，而當時的《自然》在物理學方面仍處于成長期，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滿足我的興趣。彼時，英國物理學會決定創辦一本全新的物理學刊物，這對我來說可謂“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我在《自然》做了9年的編輯，有一定經驗，于是通過申請得到了這個職位。我很高興這是一份非常不錯的工作。

　　在《物理世界》工作了約8年后，《自然》時任主編，也就是我的前任John Maddox先生退休了，所以我就再次通過申請回到了《自然》。

　　《中國科學報》：哪些文章是你感興趣的？

　　坎貝爾：一篇有價值的文章可以是一項技術上的突破，它會激勵很多研究者；可以澄清物理學或生物學領域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很多人想要求解的；也可以是有重要社會意義的研究，與某一社會問題相關聯，比如某一流行疾病的進展，這些研究可能在流行病學上不一定有所創新，但疾病本身卻在時下最受關注并需要知道結果。

　　當然，最好的文章就是全新的發現、完全出乎預料的發現，例如《自然》首次刊出的關于圍繞太陽系外恒星的行星、首次在印度尼西亞發現有著“小矮人”綽號的弗洛里斯人的文章，這些都是完全出乎預料的發現，也是我的“最愛”。

　　《中國科學報》：很多人認為《自然》是一本科普期刊，對此你如何看待？

　　坎貝爾：很難評判公眾的感覺和認識，但我可以談一談我們所做的工作。1869年《自然》創辦的時候，我們的定位是面向所有人，包括非專業人士、公眾，還有科學家。五六年前，我們重新推出《自然》網絡版，并決定將其讀者群定位為“研究者群體”，而非普通大眾。但這個群體是廣義上的研究者，例如很多生物學上的文章物理學家也能看懂，所以與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文章相比，我們的文章更容易理解。

　　而且，《自然》中還有些話題與科學、公共政策、社會以及倫理學相關，對于關心這些問題的人來說，這些文章就是為他們撰寫的，不論他們是公眾，還是科學圈的人。所以我們的讀者群涵蓋普通大眾和研究者，但主要讀者對象仍是研究者。

　　《中國科學報》：很多科學類期刊會發表一些綜述性文章提高刊物的影響力。你認為這種做法是否可取？《自然》如何提升與保持其影響因子？

　　坎貝爾：一些期刊喜歡在年初的時候刊登全部的綜述性文章，因為這樣一來相關的引用率都會算在影響因子里面。《自然》也會刊登一些綜述性的文章，因為它們可以突出重要的科學趨勢或動向，但我們會隨時刊登這些文章，而不只是在年初，所以通過刊登更多的評論性文章來提高影響因子并不是我們的策略。

　　事實上，影響因子是由少數引用量大的文章所主導的。《自然》發表了很多文章，但多數文章并不具有那么高的引用率，但是我們依然很欣賞這些論文。因為我們選拔和發表文章的時候想到的并不是未來的引用率。實際上，引用率的高低是很難預測的東西，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刊登那些我們認為有意義的文章。

　　在編輯團隊方面，我們有些與眾不同。我們沒有編委會或是學術編輯，我們有審稿人幫助我們，但最終由我們的專業編輯來作定奪。同時，他們還會花費大量時間和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見面，閱讀論文，跟進領域內的前沿研究。

　　《中國科學報》：現在《自然》開放獲取期刊可以獲取的文章數目有多少？你認為目前的費用支持體系是否完備？

　　坎貝爾：當談到開放獲取的時候，我所指的是“金色開放獲取”，即作者支付費用，文章在發表后立即可以開放獲取。另有一種“綠色開放獲取”的模式，即作者的文章在發表六個月后即可開放獲取，我們的所有期刊都滿足這一模式。現在《自然—通訊》自創刊后發表的“金色開放獲取”文章約有1000篇，《科學報告》有9000多篇。《自然通訊》的部分文章是以開放獲取形式發表的。

　　事實上，當下這一系統還不足以讓開放獲取系統茁壯成長。大多數資助機構目前認為“綠色開放獲取”模式已經足夠了，作者不需要什么花費。但其實這一模式也是建立在訂閱基礎上的。開放獲取可以給科研工作者和大眾獲取前沿知識打開便捷之門，在“金色開放獲取”模式中，有一個出版商認同的體系，對不同國家的作者會有一些區別對待。很多出版商包括我們自身，對來自不發達國家的作者，都會減免相關費用。

　　《中國科學報》：在35年的編輯生涯中，你有沒有碰到過一些學術不端現象？是如何處理的？

　　坎貝爾：我碰到的最糟糕的就是Jan Hendrick Schon論文造假案。Jan是貝爾實驗室的一個物理學家，《自然》撤銷了他的7篇論文，《科學》和《物理評論快報》也差不多撤銷了他的這么多論文。

　　這件事情的一個教訓就是，在面對合作性的研究論文時，一定要慎而又慎。文章出自大家所尊敬的貝爾實驗室，所以大家對這些研究結果非常信任。但文章的合作者——兩位有機電子領域的知名作者都搬到了德國，而他們信任和使用Jan的材料和數據，并和他一起發表論文。但是當文章出版后，很快業內人士就發現不同領域的論文竟然有相同的數據，所以我們很快就撤銷了所有已出版的論文，并把調查原委的事交給了研究機構。

　　在這個事件中，貝爾實驗室很快成立了一個外部調查組，由斯坦福大學一名材料學領域的教授牽頭進行獨立調查。當時，我去拜訪這位教授的時候，曾問為什么像Jan這樣的人也會作弊？他的回答是，在任何領域，你都會遇見一些不可理喻的人，他們的做法根本沒有任何邏輯可循，我想他是對的，因為別無他解。

　　事實上，我們的編輯和審稿人不可能去檢查一篇論文是否有效，所以，我們所發表的任何一篇論文永遠都不會是最終的定論。學界需要去完成這個工作，有時要特意進行復制，有時需要去重新檢驗結果，只有這樣才可以真正知道論文是否正確。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中國的研究者為何喜歡《自然》？你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科學發展現狀？

　　坎貝爾：《自然》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期刊，我們也花費了很大精力訪問中國實驗室，我們的專業編輯都會在訪問中國時拜訪相關的實驗室。自從1995年擔任《自然》主編以來，我訪問中國的次數多到自己也數不清了。在這些訪問中，可以感受到中國政府對科技的系統性資金支持與扶持，可以看到中國的科學成果不斷涌現，論文數量在增多，研究的學科也在變化。

　　近幾年，中國作者的投稿量整體呈現上升趨勢，接收率也在穩步上升。不只是傳統的材料科學、物理學等領域的論文在增長，事實上整體都在快速發展。當然，還有中國科學的首創和創新能力以及科學批判思維都在快速成長和發展，這是身處中國國內和國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所以，中國確實已經取得很大成就。中國的科技會持續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并不斷發展，其他的就是時間和耐心了。

　　《中國科學報》：自然集團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和合作現狀如何？未來有哪些合作計劃？

　　坎貝爾：上海辦公室體現了我們對中國的承諾，我們在上海的專業編輯會花費很多時間訪問中國各地的實驗室。《自然》及旗下期刊擁有選稿決策權的專業編輯現在有200多位。到今年年底，上海辦公室將會有5位編輯，4位是《自然—通訊》編輯，一位是《自然植物》編輯（后者是即將發布的一本新期刊），其中有4位是中國人。

　　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我們也會在中國不斷尋找合作伙伴。例如一起舉辦學術會議的搭檔，今年我們和中國農業大學聯合舉行了鴨子基因組新聞發布會，5月份和浙江大學合作舉辦了一個關于H7N9生物標記物論文的發布會。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合作活動，提高《自然》期刊在中國的知名度，并在未來有更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