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改革應面對當下重大問題

近來，常有媒體報道大學“清退逾期研究生”的消息，而這些消息是當作“嚴把研究生教育質量關”的“改革新舉措”來報道的。但實際上，類似舉措只是為了解決“遺留問題”，充其量算是“規范管理”，與真正創新式的改革并無關系。

逾期的研究生一般有兩類情況：一是本人不準備讀下去了，對于學業之事也早已不聞不問，卻依然占用學籍；二是讀了幾年卻依舊沒讀出來，不過仍有意愿讀下去的。后者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力不從心，另一種則是希望把畢業論文做得更扎實，總之都處在煎熬之中。現在各校清退的研究生主要是第一類，對于第二類，各大學多采取寬容態度。

據媒體報道，剛剛出任南方科技大學校長的薛其坤院士，博士階段就讀了七年，而歐美大學古典學專業的博士，讀上十年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說，給研究生創造寬容、寬松的環境，更能體現大學的精神和風度。

客觀地看，大學近些年也在改革，但改革不是大張旗鼓地開場之后就面臨完結。這種“完成任務”式的行政習慣，不僅不能保證改革的延續，反而會讓改革舉措走向反面。

“學部制”就是一個實例。它是前些年以“與國際接軌”的名義，從歐美和日本的大學那里模仿而來，初衷是為了在學科大類上加以整合，學科與學科之間進一步溝通，并且通過學科交叉促進學科融合。然而，當下的中國大學并非一個行政與學者組成的社團或共同體，行政級別往往起到關鍵作用。“學部”作為與院系平行的行政機構，并不能領導和指揮院系。因此，在實施過程中，它既沒有起到整合和溝通的作用，學科交叉、融合也無從談起，反而讓校內行政機構變得臃腫，疊床架屋。

應該看到，類似的行政部門或層級的不斷設置既無益于管理，也不能促進學術的提升，倒是讓許多與學術無關的事情變得多了起來，而學術也變得不再純粹。那種“投入大于產出”的現象成為人人視若無睹的“正常現象”，浪費了國家的經費投入不說，也給善于鉆營的投機者提供了表演的舞臺。

大學改革要取得真正的成效，就需要面對當下的社會發展對于大學的挑戰。這些挑戰看上去是潛在、虛化的，需要認真體味才能感知，卻在根本上影響著大學的走向。關注這些重大問題，在此基礎上確立“問題意識”，才能夠把握和掌控大學的未來。

師生關系的變化就是其中之一。當下，大學許多問題的出現都可以從師生關系的變化中找到原因。研究生與導師之間原本就是單純的師徒關系，所以會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因而“師（父）”有“師（父）”的道德和義務，“徒（生）”有“徒（生）”的本分。但現在，“師（父）”的身份復雜化為“老板”“總裁”，“徒（生）”的角色加上了“員工”“助理”，原有的道德和義務必然發生變化。

而片面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會使教師變成了“知識服務員”。由“師（父）”轉換成“知識服務員”，不僅是角色轉換，更重要的是原有的“教育”資格在無形中被淡化、消解。

這就牽涉到第二個重大問題——大學教育功能的弱化。這當然有社會的原因，但大學管理層因為未意識到這個問題，也在有意或無意地推波助瀾。從近20年的情況看，課堂教學的變化輕易地被“技術至上”和形式主義所左右。

以“技術至上”為原則的“智慧教室”，直接增加了對于學生進行心理偵測的功能。這是不懂教育的技術人員設計出的教學軟件，也是違背教育初衷的一個極端例證。從根本上說，它涉及一個技術化時代，人的地位和生活世界的構成問題。

教學的娛樂化也是教育功能弱化的表現。因為按照現有的判定教學質量高下的機制，扮丑、搞怪和以庸俗為博學是可以得到學生高評分的，這等于是在變相地鼓勵教學的娛樂化。

大學與培訓機構的不同就在于，它不純粹以知識、技術為目標和以應試為目的。但隨著網上教學便捷性的日漸體現，新的“泛教育論”也沖擊著作為機構的大學。這應該是大學面臨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很少有人認真思考網上教學與大學課堂教學的區別。相反，所謂替代論（即以社會上的培訓機構、網上公開課來替代大學的課堂教學）正在悄然出現，而與之相關的“無圍墻的大學”已經事出有年，它似乎比有空間局限的實體大學更令人著迷，更讓人充滿遐想。

當此際，對大學而言，最需要的是撥開遐想和憧憬的迷霧發現問題。如“泛教育論”的挑戰是什么？我們怎樣去應對？作為機構的大學將以何種方式體現其超越性，以及其獨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價值和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