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科研體制激化創造力才有世界級科研成果

　　中國2013年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而1978年僅為52億多元，不到40年，財政科技投入增長了近100倍，但中國科技論文被引用次數平均為6.92次，而世界平均值為10.69次，與世界科技強國差距明顯，真正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和大師級科學家鮮有出現。（10月21日新華社）

　　科技投入增加迅速，但真正有價值的科研成果不多，特別是世界級科研成果匱乏，其實是個老問題。而且，不僅僅是科技領域，人文社科領域也存在這個問題。客觀而言，科技成果，包括人文社科的學術研究和國際接軌，本身就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也是時間和教育問題。凡事都有個過程，特別是科研，有時候需要時間和基礎的積累。而中國改革開放，高等教育和科研恢復正常狀態的時間只有30多年，要求中國立馬出世界級成果和大師本身就不現實。

　　這么講并非為中國科研界辯解，只是陳述一個因素。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科技投入，特別是財政科技投入如此之大，出不了好的科技成果確實是個問題。其實各國都會通過財政投入到科技研究領域，但投入的效率和方式有所不同，這就是科技體制的差異。而科技體制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國科研水平的提升。

　　歐美發達國家就不說了，近鄰日本、韓國，從科學水平基礎上說，若干年前和我們差不多。但這些年，他們的進步有目共睹。譬如日韓在電子信息產業等技術領域的進步，特別是將科技成果轉化成商業上的成功，實在是令我們汗顏。事實上，他們信息產業也是在政府的扶持，包括大量的財政投入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不同的是，基礎研究方面，他們的財政科研投入配置方式不是由官員來決定，而是更多靠同行評議；同時產業技術方面的研究，更是引入了市場手段，將創新的主體交給企業。

　　所謂學術的交給學術，市場的交給市場。相較而言，我們的科技投入，很大程度由各級官方機構來主導，行政化、官僚化嚴重影響了科技資源的分配。譬如最近被取消院士頭銜的李寧，作為“學術帶頭人”，其更像一個科技界的官員，壟斷和決定太多的學術資源，最終中飽私囊，但評上院士后卻不再有像樣的科研成果。

　　正如九三學社中央今年的政協提案所談到，以行政為主導的科技資源方式往往造成政府職能的越位與失位并存。一方面，“有形之手”常常越過“無形之手”去指定產業技術路線和發展方向，結果事與愿違；另一方面，在“市場失靈”的基礎研究、社會公益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領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尤顯不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改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市場在配置科技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樣很重要。

　　值得一說的是，以最近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為例。中村修二取得藍色發光二極管(LED)研究成果的時候，只是在四國島上的德島市內一家名為“日亞化學”(NichiaChemicals)的小公司工作。這也提示我們，有必要改進現有的科技體制，即便是財政投入的科技研究資金，也應該通過市場手段，讓小微科技企業和新型研發機構分一杯羹。

　　總而言之，必須改革目前行政化主導的科研體制，引入市場機制，讓市場配置科技資源。不僅讓創新人才脫穎而出，還要通過合理的晉升和利益分配機制，激化他們的創造力，讓財政科技投入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