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博士生招生，到底可不可行？

　　 陳德旺帶的唯一一名博士生正在讀博三。這段時間，陳德旺想爭取讓他今年就畢業，“實在不行明年”。

　　之所以這樣打算，一方面是因為這名學生的確到了一定的學術水平；另一方面，只有他畢業或將要畢業時，陳德旺才能申請招收下一個博士生名額。

　　“我們學院有40名博導，但每年博士生招生名額只有12個，所以每個人基本4年才能招一個。”作為福州大學數學與計算機學院的一名博士生導師，陳德旺有點無奈地說。

　　和他一樣深感博士生招生名額不足的還有全國政協委員、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沈開舉。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他提交的一份關于擴大博士生招生名額、廢除博士生招生指標管制的提案，引起了很多“圈內人”的關注，但同時也引發了一場爭論。

　　“一年一個”到“四年一個”

　　在博導群體中，對于博士生招生指標不足的抱怨遠非個別現象。

　　以沈開舉所在的鄭州大學法學院為例，目前該院有十幾位博士生導師，但每年招生指標只有三五個。而在兩年前的一次采訪中，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羅俊也表示，當時中山大學有2266名教授具備博導資格，但每年博士生招生規模只有1700人。

　　“在保證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博士生指標后，一般都是兩三位教授競爭1個博士生招收名額。”羅俊說。

　　此前，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彭湃通過分析統計數據發現，2010年，我國高校博士生的生師比為4.37：1；2015年降為3.77：1；2018年則下降至3.68：1。

　　“這說明以博士4年在讀計算，早在2018年，全國博導平均每年已招不到一個學生了。”彭湃告訴《中國科學報》，隨著這幾年博導隊伍擴充，相信這一數字還會更低。

　　陳德旺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

　　“幾年前，我們學院博導只有十幾位，招生指標有10個，每年基本都能招到學生，隨著博導規模擴大，慢慢變成兩年招一個學生。如今，博導規模已擴大數倍，但招生指標卻只增加了兩個，我們開始‘習慣’四年招一個學生。”他說。

　　對此現象，沈開舉深表憂慮。

　　“學位點的人才培養需要有連續性和規模效應，指標的過分限制對博士點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造成了嚴重傷害，甚至會造成人才斷檔。”他表示。

　　此外，博士生作為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少的招生指標導致一些博導連組建研究團隊都困難，這直接影響到科研成果的產出。

　　根據《2018年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年度報告》，我國研究生在國內外高水平論文中的平均貢獻率在25%左右。

　　“其中，博士生本身就是科研的生力軍。很多時候是導師出想法，博士生實現。” 彭湃說，沒有博士生的博導，除非從事極其依賴個人努力，完全不靠教學相長的研究，否則會嚴重影響其學術發展。

　　正是基于上述現象，沈開舉才大聲疾呼放開博士生招生指標。然而，對此卻有學者直言“并不可行”。

　　“錢”的問題

　　實際上，多年前已有學者呼吁放開博士生招生名額，然而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依然未得到解決。在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盧曉東看來，其關鍵因素之一便是“錢”，也就是資源的“硬”約束。

　　盧曉東告訴《中國科學報》，我國博士生“培養”成本本質上是科研成本。其至少包括兩方面，即博士生的“工資”和相關科研成本，其中“工資”還包括暗補的住宿補貼和醫療補貼等。目前，“工資”幾乎全部由財政部通過教育部撥付。

　　僅以暗補的住宿補貼為例，由于博士生宿舍床位兩人一間，在學校宿舍床位固定的情況下，增加博士生招生，就需要大幅減少本科和碩士招生；如果宿舍分配格局不變而讓增加的博士生租房，房租就成為明確的“錢”并需要提前預算。

　　如果將博士生招生指標簡單下放到高校，就很難避免高校博士生招生大擴張，盧曉東認為會由此帶來兩個問題：“增加的‘工資’從哪里出？增加的科研成本從哪里出？”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由于現階段博士生培養成本與其他科研費用摻雜在一起，精確的成本計量還沒有形成共識，不過可以對其進行簡略估計。

　　在一項研究中，國內某重點高校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劉良（化名）曾對國內本專科生均培養成本與研究生的生均培養成本進行過簡單估算，發現后者是前者的十幾倍之多。

　　“需要強調，在我的研究中是包括碩士生的，如果將其去除，單純博士生的培養成本將會更高。”他說。

　　根據2019年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公布的《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報告》，國內高校學生一年的總體生均經費超過5.4萬元。如果將上述兩個數字做一個粗略計算，便可得出一名博士生大致的培養費用。

　　沈開舉并不完全認同“經費限制”的觀點，因為很明顯的一個問題是，“是否因為缺錢，我們就不培養博士生了？”

　　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不同學科門類在學生培養成本上的需求量是不一樣的。

　　“比如，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博士生需要的科研條件就遠少于理工科。況且，很多培養經費是博士生導師從自己的科研經費中支付的。”

　　對此，劉良坦言，博士生的培養不僅需要資金投入，更要有足夠資源才能保證質量，包括師資、科研設備、儀器、圖書、資料、數據等。

　　這些基本條件對于任何學科門類來說都是必須的。如果沒有很好的資源條件，放開博士生招生名額，大概率會導致支撐條件不足的高校博士生培養質量嚴重下降。

　　“因為這些高校有了權限，一定會有動力擴招博士生，而資源又無法支撐其規模擴張，就會給整個博士生教育帶來危害。”劉良說。

　　在提案中，沈開舉并不主張教育部完全“放權”，而是希望其制定博士點管理的國家標準，“可以限制每一位博導每年招收博士生最多不超過幾名”。

　　對此，彭湃提出異議：“一個專業招多少博士生，這屬于研究生教育的微觀管理，不屬于宏觀管理范疇，巨大的信息不對稱會使統一標準不適應千變萬化的博士生培養實際情況。”

　　不協調的典型表現

　　在彭湃看來，目前博士生招生的現狀，很大程度上是由現行博士生指標管理體制決定的。

　　1999年，我國將博士生導師的審核權下放到培養單位。此后，博導數量基本由學校確定，但博士生招生指標并不由學校來定。

　　如果把高校比作企業，現在情況是企業能決定如何生產（即確定博導數量和培養方案），但不能確定原材料數量（即博士生招生數量）。

　　“然而，在‘完善’的計劃管理中，這兩者均由計劃部門確定；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中，這兩者均由企業自主確定。”彭湃說，博士生招生指標不足正是這種不協調的典型表現。

　　盡管存在這樣的不協調，但彭湃仍然不建議現階段將博士生招生名額的決定權交由高校或導師。

　　“在博士生培養主要由財政撥款，且總‘盤子’不能相應擴大的前提下，這種做法只能迫使高校和導師尋找博士生培養經費。如此，人文社科領域的博導將面臨更大困境。”

　　彭湃認為，這一現狀導致當下博士生教育管理體系中，招生工作有中央計劃而無地方計劃——博士生招生指標由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請財政部確定，地方高校的主管部門并沒有相關權限。

　　但在財力與人力資源分配方面，卻存在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的二元體制，即既有中央計劃，也有地方計劃。

　　“計劃經濟的特點是越靠近權力中心，就越靠近資源中心。當前，中央財力較為充足，部屬高校又有較好的博士生培養基礎，因此，部屬高校雖然也存在博士生指標問題，但并不嚴重。”彭湃說，相比之下，地方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比如，中西部地區省份與東部省份存在經濟差距。這導致有財力的地區需要更多指標，而實際指標卻很少。

　　同時，即便給予某些地方招生計劃，也會因財力不均而導致省際差異擴大。其結果是，不同區域和不同高校，尤其是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間招生名額存在巨大差距。

　　數據顯示，2017年，國內教育部直屬高校博士生招生48095人，地方高校招生18813人。直屬高校博士生校均招生632人，地方高校校均40.6人。

　　2016-2019年，全國普通高校共增列111個博士一級學科授權點。其中，教育部直屬高校65個，其他中央部委直屬高校13個，地方高校33個。

　　盡管有博士授權點的地方高校總量約為部屬院校的6倍，但學位點增量卻只有部屬院校的一半。

　　對此，陳德旺也有同感。“一些原‘985工程’名校一年的博士生招生量可能以千計，但很多地方高校卻只有一二百個。”

　　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部屬高校學科實力強勁，其博導數量和學術水平也往往高于地方高校，在招生指標分配中是否應天然占據優勢呢？

　　“慣性”推動的指標

　　采訪中記者發現，目前國內博士生招生名額并非完全按照學科強弱或學科重要性分配。

　　在一項研究中，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長聘副教授李鋒亮與合作者收集了2003年~2019 年間，國內各省博士生招生數的相關數據，并將其與當地經濟以及此前的博士生招生數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一些耐人尋味的結論。

　　“比如，與很多人印象不同，不同地區經濟總量對博士生招生規模的需求驅動效應是存在顯著負向影響的，這一點在中東部表現得尤為明顯。”李鋒亮認為，這說明目前我國的地區經濟發展并沒有給當地博士生招生規模帶來顯著增加。

　　再比如，根據研究，各地區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對博士生招生規模也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無論是從全國還是分地區看，以科研投入為代表的科研發展水平對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與博士生招生計劃供給具有明顯的行政分配性與政策導向性有關。”李鋒亮說。

　　相比之下，對于博士生招生規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的，一個是當地的人口數，另一個則是此前的博士生招生規模。

　　“我將其稱為博士生招生規模的慣性驅動效應。”李鋒亮解釋說，這說明某地區博士生的前期招生規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現在的招生規模。而且這種現象在全國普遍存在。

　　事實上，李鋒亮對于博士生擴招規模與經濟總量、研發經費之間關系的結論，就是在去除這種慣性作用的影響后得出的。

　　“這說明，我國博士生招生指標在不同地區、不同學科間的變化并沒有與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的需求高效呼應起來。“在盧曉東看來，這才是目前博士生招生指標分配問題的關鍵所在。

　　“換句話說，當前博士生招生指標在總量上或許存在一定不足，但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夸張；之所以引發如此多不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們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博士生招生指標調節機制。”盧曉東說。

　　此類不合理導致博士生指標分配中存在“論資排輩”“路徑依賴”現象。一些發展迅速的地方高校以及新興學科、交叉學科難以獲得足夠招生指標，而某些發展滯后的學校、學科，卻可以憑借此前的“資本”，繼續占有過多指標。“這是一種錯配。”盧曉東說。

　　對于盧曉東的這一說法，沈開舉表達了一定程度的認同。

　　“博士生招生名額分配不均的問題客觀存在，也迫切需要解決。”他說，但正因如此，教育主管部門才需要變目前的“指標管控”為“規則管控”。“比如，針對理工科和人文學科，或者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制定不同類型的分配規則。在此規則下，允許各高校根據自身情況進行調整。”

　　相比之下，盧曉東更希望能建立科研經費撥款機構、企業等研發機構、高校以及相關市場主體綜合參與的博士指標分配和財政投入機制，弱化教育部在其中的“計劃”機制。

　　“也就是說，并不是由某一個機構具有名額分配決定權，而是通過多方參與，制定出既符合市場需求，又與國家財政投入以及各方投入相結合的適度機制。”他同時認為，這種機制的變革需要財政部主導，現在“遠沒有摸索出來”。

　　“總之，不論博士生招生指標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如何分配，其最終目標一定是要高效地、動態地回應國家科技發展、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需要。”盧曉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