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的中國環保NGO之路

何平：環境NGO這十幾年來發展很快。1999年我們第一次在華盛頓開NGO論壇的時候，只有十幾家參與，2003年在北京的時候，有一百多家來開會，現在統計有二千多家（包括學生社團）。而且NGO這幾年影響也越來越大，通過怒江建壩的爭議、圓明園工程的重新環評，節能活動的推廣等，NGO的聲音在擴大，社會對環境NGO了解更多，政府對NGO的態度也在改變。

總的來看，學生社團發展很快，草根NGO有一些進展，與政府有關的NGO數量在增加，同時，NGO涉及的范圍也更寬，不單是教育和自然保護的NGO，還出現了涉及環境政策，監督和維權等各類NGO。

中外對話：在您看來，中國國內環保NGO的發展還存在哪些限制因素？

比如去年在武漢開第五屆NGO論壇時遇到一點麻煩。原來在中國開國際會議只要副部級單位就可以批，所以我們一直和中國人大合作，校長OK了，就可以開會。去年政府把會議審批權收回到教育部，教育部對基金會不了解，對NGO也沒興趣，所以不愿意批。因為我是武漢大學校友，和學校關系不錯，所以武漢大學和教育部做了一些溝通，教育部最后和駐華盛頓使館教育處聯系了一下，基金會和教育處的關系也很好，所以他們幫我們說話，教育部最后批了個“2007年NGO學術會議”。在中國倡導NGO不太容易，各方面關系都要有。

NGO的運作經費是另一個瓶頸，相當多的NGO停留在志愿活動的層面，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施加影響。NGO自身的能力，包括機構管理、項目管理，公共關系等也都需要進一步提升。

中外對話：在您看來，中國的環保NGO組織和國外NGO組織的主要差距目前體現在哪些地方？

何平：國內NGO和國外NGO的差距有幾個方面，第一是影響力，國外NGO對環境和自然保護的立法影響很大，對重大工程項目的決策有直接影響，國內的NGO還做不到；第二是成員的覆蓋面和社會支持度，美國幾大環保NGO，如塞拉俱樂部、全國野生保護聯盟等會員都在百萬以上，有什么重大活動，可以一呼百應，但國內最好的NGO也只有一萬左右會員（不包括行業協會），社會的參與和支持力度有限；第三是經費，美國大的NGO年度財政都上億，國內的只有幾家能上百萬，有不少是沒有正常運作經費的，主要是國內的籌資渠道太有限，社會捐助的風氣也沒有形成。

目前國內環保 NGO的規模與環境問題的巨大不成比例， 新設的環保部應當走出行政環保的老套套，為環保 NGO 的發展作些具體的事情，否則，中國的環境改善不容樂觀。

中外對話：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實現NGO組織與政府以及普通民眾的良性互動？

何平：NGO與政府應當是合作關系，NGO通過活動和項目，促進公民參與環保，協助政府治理環境，包括提供信息、反映情況、提出方案等，同時政府也是被監督對象，因為有些破壞環境的行為是政府在主導。NGO的活動應當盡量讓政府相關部門知道，有些活動可以邀請官員參加，同時多和人大、政協等機構聯絡，因為這些機構對民間活動比較寬容和理解，也較容易合作，同時他們對行政機關也有直接影響。NGO和公民互動應當是經常性的，NGO很多項目的服務對象就是普通公民，同時要充分發揮媒體作用，讓更多的人知道NGO的項目與活動，現在網絡發達了，傳統媒體上不去的話，網絡是一個很好的渠道。了解情況的人越多，NGO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與參與。NGO的影響不是權利和金錢，而是靠人氣和信息，所以NGO的活動，參與的人越多越好，報道得越多越好。

中外對話：在您看來，NGO可以重點介入哪些領域？如何在這些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

何平：NGO介入的領域是沒有限制的，根據自身的條件以及周邊環境的問題，選擇適當的題目，做自己以及組織最擅長的事情，以及公眾最關注的問題。目前國內環境問題很多，每個地方都有，只要選好題，堅持下去，總會出結果的。比如有醫學背景的人，可以對某一地區人群某種疾病與周邊環境的關聯進行調查，有工程背景的人可以對某一重大工程環評情況進行追蹤。周邊有重要文物的組織可以對影響文物保護的環境因素進行分析，對文物保護單位提出建議等。但作為一個NGO組織，要有明確的目標和重點，不能什么都介入。

目前國內的NGO大部分比較小，要聯合起來才能有影響，北京地區的NGO聯合行動比較多，其他地區的NGO也要聯合起來，同時學生團體也要和NGO聯系，很多時候都在關注同一個問題，但各自為戰，效果都不好，要充分發揮現代信息傳播平臺、放大聲音、擴大影響，爭取公眾支持。另外要選擇一些與公眾生活相關的問題， 如某一區域的噪音，污水等，先進行調查分析，然后組織相關利益方座談討論，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合適的時候邀請媒體報道，引起政府和公眾的重視。

中外對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能否切實幫助環保NGO以后的工作開展？環保NGO應該怎樣利用這個新辦法？

何平：信息公開條例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對NGO的活動會有極大的促進作用。NGO的人要好好研究這部條例，充分利用。因為很多NGO的活動受到限制，苦于沒有信息的支持。美國有部法律叫“公民有權知道”，要求所有堆放或者埋藏有害物質的公司或單位通知周邊的公民，這部法律對美國的環保運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這部法律的影響下，很多公司后來都公布了產品中化學成分對人體的影響， 如油漆中鉛的含量對人體的危害等。條例頒布到發揮實際作用還有一段距離，這需要NGO來進一步推動和細化，包括宣傳和落實。如果近年內有些成功案例發生，會對如何有效地實施信息公開條例有借鑒意義。

中外對話：您一直非常支持大學生環保社團，您覺得在新形勢下這個群體應該怎樣才能更好的發揮自己的作用？

何平：從2001年以來，我們一直都在支持大學生團體，培訓了兩百多學生團體負責人，他們越來越活躍。去年成立了“中國青年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網絡”，正在積極開展校園節能活動。在目前中國的環境里，大學生團體很特殊，他們所受的限制比較小，可以做不少事情。

大學生環保社團幾乎每個大學都有，但社團的人數不是太多，可能與活動的內容和形式不夠新穎有關。大學生的活動不要限制在校園，應當關注周邊社區（或城市）的實際環境問題，深入調查，提出建議和意見。另外也可以選擇一些社區或中小學，定期去宣講環境的知識和概念，還可以聯合社區和學校搞些活動（如地球日、環境日活動等），總之，要走入社會，擴大影響。

另外，社團本身的發展也要注意“斷層問題”，多吸收新生加入，建立一套“以老帶新”的機制，這樣社團的發展就能持續和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