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教育學者共答“錢學森之問”

　　李政道先生作報告：要創新 需學問　　 

　　過去的一年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句震聾發聵的疑問一直是教育界、知識界、學術界的熱點話題。

　　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在北京逝世。隨著大師的遠去，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引起了上至國務院總理下至普通民眾的深思。

　　10月30日，由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為論壇主席，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中國海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科學時報社共同主辦的首屆“創新中國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數十位專家學者圍繞“求答錢學森之問：中國如何培養創新人才”的論壇主題，針對創新與人才培養領域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未來5～10年，對于中國到底能不能培養真正的創新人才，是一個最大的機遇期和挑戰期。”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王志珍在致辭中指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動真格地從根本上來考慮這個問題的話，我們又將失去最好的人才輩出的時光。”

　　“培養創造科學和發明技術的人才，需要如錢學森先生和他求學時代的老師馮·卡門教授‘一對一’的精英教育經歷。”李政道先生在主旨報告中如此給出“錢學森之問”的破解良方。

　　李政道從錢學森的求學之路講到自己的求學經歷。他認為，精英教育指精英的學生由精英的老師作“一對一”教導。執行精英教育的學院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模式，也可以一位老師輔導三四位學生，但必須抽出時間“一對一”輔導。“錢學森和他的導師馮·卡門是如此，我和我的導師費米教授也如此。”

　　回憶起西南聯大時的經歷，李政道十分感慨：“抗戰時期，浙江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環境艱苦，物質條件很差，但培養了很多杰出的科學技術創新人才。這段歷史值得研究。”

　　84歲的李政道還特別向青年學子們提出建議：“要創新，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要創新，需學問；問愈透，創更新。”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杰對這一點很有感觸，他認為，尤其對中國學生來講，提出問題和發現問題的能力其實是創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礎。“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是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法，而不是題海戰術，不是要求學生把一切問題都在課堂上解決。”張杰強調。

　　張杰表示：“大學的使命是培養人才，大學的靈魂是學術追求，大學的本質是創新。研究型大學的本質在于，把一群極具創新思維的教師和一群極具創新思維的學生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的創造力互相激勵，產生使學生受益終身的創造力、創新力和智慧。”

　　近年來，大學圍繞創新人才的培養目標進行了許多改革，如自主招生、大類招生、彈性學制、本科生學院制、通識教育、創新人才培養實驗班、國際聯合培養、雙專業、雙學位、第二學士學位、主輔修制、轉專業、學分互認等。

　　不過，這些改革只是對原培養模式的“修修補補”，因為整體不到位，實際上離創新人才的培養理念還很遠，教育效果未能達到預期目標，正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的：學生適應社會和就業創業能力不強，創新型、實用型、復合型人才緊缺。

　　對此，中國海洋大學校長吳德星認為，大學和個人的發展在根本上取決于文化。對于大學來說，文化是事業的靈魂；對于個人而言，文化是自立自強的根本，文化是創新人才培養的基礎。

　　吳德星強調：“創新人才的培養，離不開多樣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孕育，離不開深厚人文藝術底蘊的熏陶，離不開大學精神的傳承，離不開名家大師的激勵和引領，更離不開個人的努力拼搏。”

　　如今盛行于大學的實用主義教育，只能培養出一代代有專業水準的小市民，整個民族的想象力、創造力和探索精神卻將喪失殆盡。

　　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從“李約瑟之謎”，到“諾貝爾獎情結”，到“錢學森之問”，都反映了中國學術文化和大學精神的缺失。

　　不少學者在呼喚大學精神的回歸時，都會懷念西南聯大。為什么就再也創造不出西南聯大的輝煌？正如秦伯益所說：“聯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學術自由和兼容并蓄，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諾諾地說一樣的話，而珍惜有識之士能振振有詞地發表自己的獨到見解。”

　　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王長樂提出，中國大學的發展受到了封建思想的影響，原因是缺乏傳統、缺乏對大學的真正認識，以及大學發展的碎片化。同時，他也表示：“在中國的大學發展史上可以看到許多今天我們尊敬的大學校長，他們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里面非常優秀的部分。蔡元培先生那封著名的辭職信，就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里面最優秀、最光彩的部分，也告訴我們，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行政化對于中國教育的扼殺與危害，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本位”教育體制，不符合教育發展規律，已經遠遠落后于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的現實。用行政權力干涉教學事務的做法，使中國高校元氣大傷。

　　“教育是超越任何意識形態的最根本的東西，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干預。看待教育就應該像看待母親一樣，愛護她，敬畏她。”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朱清時希望通過南方科大的“實驗”來回答“錢學森之問”，探索出一條培養創新人才的中國之路。

　　從中國科大到南方科大，“學術優先”一直是朱清時所倡導的。多年的校長經歷，使朱清時對“去行政化”有自己的理解——學術（教授為主的委員會）主導，而不是行政官員主導來制定規章制度；依法治校，而不是誰權大就聽誰的；盡量減少行政機構及其人員，重新設計行政機構，使其對交叉科學發展的阻力降到最小。

　　“不是說，讓教授當領導就行，異化成官員的教授更糟糕，應該反思‘雙肩挑’；也不是說，外行不能領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老干部虛心聽取教授意見，照樣成了教育家。”朱清時說。

　　朱清時坦言，南方科大的實驗是要交一筆“學費”的，但是他有勇氣也有信心堅持走下去，給大家做個示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認為，我國的現代大學制度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依法辦學、政府管理、民主監督。他談到，自己前不久寫文章呼吁學生權利，卻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他們希望學生有學校管、學校有政府管，因為他們認為“這都是為我們好”。在熊丙奇看來，如果對照學生自治、教授治校的現代大學，中國還沒有一所真正的現代大學。

　　對于創新人才的培養，熊丙奇尤其看重最基本的公民教育。他說：“在合格公民都不能培養的時候，就希望要培養出拔尖人才，如同在一片荒涼的土地上希望長出參天大樹，是不可能的。”

　　就像香港城市大學原校長張信剛說的：“中華文化中沒有阻礙創新的基因。”事有可為，事在人為。要讓杰出人才“冒”出來，就必須以受教育者為中心，按照人的成長規律和教育規律來重建適合創新人才成長的教育土壤和學術土壤。

　　有鑒于此，由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科學時報社聯合發起的“創新中國論壇”將從2010年開始，每年確定一個議題，廣邀國內外有識之士交流研討，希望通過系列交流與探討，為國內創新氛圍的構建和養成作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