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愿獻血模式下,政府的作用更多的體現在獻血淡季上。在寒暑假,街頭采血車和獻血屋的采血量有限,必須擴大采血的范圍,讓采血車深入區縣和社區。血液中心與區縣和社區沒有隸屬關系,因而很難要求其做好前期宣傳,但政府則與他們有著直接的隸屬和權力關系,可以通過行政的力量進行安排,將宣傳動員的任務以政府的名義分解到各個區縣,然后再逐一分解,既減輕了血液中心的宣傳任務,也擴大了血液采集的范圍
冬季缺血,請廣大市民踴躍獻血……仿佛陡然間,北京街頭多了許多呼吁無償獻血的公益廣告。
青島、南京、昆明、合肥……進入10月以來,一場全國范圍內的大面積“血荒”逐步蔓延開來,其中昆明更是遭遇了近10年來最大的“血荒”。
保證一定數量的血庫庫存,是民眾正常就醫的基本要求。嚴重的“血荒”,意味著公眾的健康甚至生命將有可能受到威脅。全國大面積凸顯的用血告急,引發社會強烈關注,也引發了對于當前血液管理機制體制的系統反思。
《法制日報》記者所采訪的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此次“血荒”的出現絕非偶然,其背后有著深刻的制度成因。
目前,北京比較大型的三甲醫院,向血庫申請一萬毫升血,可能會供給四五千毫升,而中型醫院如果要一千毫升,也就給個二百毫升血。很多醫院做手術,都會要求患者自己帶著血源過來
今年8月27日,云南省昆明市中心血站發布了10年來的首次血液保障二級預警。
什么是血液保障二級預警?醫學上的解釋是:當血液庫存不能保障3日救治用量時,需發布二級預警了。
據了解,目前昆明的人口超過600萬,像這樣規模的城市比較安全的血液儲備量應該是在40萬毫升到50萬毫升之間,但昆明中心血庫目前存量只有兩萬毫升。
缺血的狀況同樣出現在江蘇省省會南京。
對此,南京市血液中心有關負責人表示,要求各級醫療機構臨床科學用血,節約血液資源,提高自身輸血率,按照衛生部、省衛生廳要求,二、三級醫院自體輸血必須達15%。
什么是自體輸血,顧名思義,就是當病人需要輸血時,輸入病人自己預先儲存的血液或失血回收的血液。
北京的血液狀況也不容樂觀。
“北京血液中心庫存量為6000單位,每單位為200毫升,僅為標準庫存的50%。”據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北京市獻血辦公室一位負責人介紹,現在已有一些醫院的非緊急、可以擇期的手術因缺血推后。
《法制日報》記者從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處證實了這一點:“現在因為缺血,許多大手術都停了。”
據這位醫生透露:“目前,北京比較大型的三甲醫院,如阜外醫院、安貞醫院等,如果向血庫申請一萬毫升血,可能會供給四五千毫升,而中型醫院如果要一千毫升,也就給個二百毫升血。現在很多醫院做手術,都會要求患者自己帶著血源過來,不然這個手術真的‘做不下去’。”
“每年到了特定的時間,血液供應就會緊張,‘血荒’過去也有過,但是像現在這么嚴重,還是第一次。”這名醫生說。
據記者了解,長期以來我國血液的供應說不上“充足”。
據權威數據顯示,自1998年獻血法實施以來,臨床用血中來自全國自愿無償獻血的比例,已從1998年的5%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99%以上;而采血量也從獻血法實施前的800余噸上升到2009年3600噸,獻血人次超過1100萬。
但是,采血量增長的腳步卻遠遠跟不上臨床用血的“大步前進”:近年來,我國臨床用血需求量以10%至15%的速度快速增長。與此相比,當前我國人口獻血率僅為0.84%,遠遠低于世界高收入國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國家的1.01%。
“血荒”也是個“世界性難題”。放眼世界,在實行自愿無償獻血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幾乎都無一例外地面臨著“血荒”的困擾。以美國紐約為例,登記捐血的數目尚不及各醫院需求量的一半。
從我國無償獻血制度的實踐來看,并未帶來普遍、經常性的“血荒”。但“季節性血荒”不容忽視,這似乎是目前一個難以克服的頑癥
此次“血荒”大面積出現之后,各種說法四處流傳。
中山大學人類文化學博士余成普曾長期在中南某市進行調研,參與觀察了以兩個獻血屋和4個采血車為依托的采血點,并深入訪談17位采血組織者、58位獻血者、12位未獻血者、6位輸血病人和病人家屬,問卷調查了158名獻血者、57名輸血病人和家屬。
余成普告訴記者,獻血人數較低或者是人們獻血不積極的原因除了一些比如說身體不好等特殊原因外,主要包含兩方面:一個是觀念原因,一個是制度原因。
“有的人擔心獻血會染病,比如會染乙肝或艾滋病等,這種擔心是有歷史依據的,是跟上世紀90年代時因賣血導致艾滋病問題有一定的關系。現在的獻血雖然是非常安全的,但很多人還是會把獻血和一些疾病聯系到一起。”余成普說,另一種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即人們擔心獻血傷元氣或造成身虛、乏力、抵抗力下降等問題。事實上,我國曾經長期實行過義務獻血制度,但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幾年里,隨著社會的變遷,其計劃指標的強制色彩越來越遭到人們的反感甚至抗拒。
1998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中規定,“國家實行無償獻血制度。國家提倡18周歲至55周歲的健康公民自愿獻血”。
至此,我國的無償獻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起來。
“實際上,在獻血法立法調研時,就有人提出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公民的文化素質,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無償獻血,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搞不好會出現‘血荒’。故而,在獻血法第六條加了這樣一條規定‘對獻血者,發給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作的無償獻血證書,有關單位可以給予適當補貼’。但何為‘適當’并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余成普說,“在現實中,很多獻血者已經‘超越’了這個‘適當補貼’的規定,只接受獻血時的小紀念品,實現了較為理想狀態的無償,獻血也不再是行政的強制,而是公民的自愿行為。從中國無償獻血制度的實踐來看,并沒有帶來人們所顧慮的普遍的經常性的‘血荒’。但我們不能忽視的一種現象是:季節性‘血荒’,即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出現的嚴重血液短缺,在大多數城市年復一年地發生,嚴重影響了輸血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這似乎是一個難以克服的頑癥。”
“實際上,這都是表面上的原因,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制度。”上述不愿具名的醫生對記者說。
對此,余成普也認為,完全基于自愿原則的無償獻血制度在血液供應方面天然便存在某種缺陷,使得‘血荒’像個定時炸彈一般暗中潛伏。
同時,長期研究獻血問題的專家邵淑濱同樣認為,目前采血制度最大的問題是“靠天吃飯”,這樣的采血機制非常脆弱。
在獻血淡季,通過行政力量將宣傳動員的任務以政府的名義分解到各個區縣,既減輕了血液中心的宣傳任務,也擴大了血液采集的范圍
據了解,在無償獻血制度得到廣泛建立之后,各地的差異隨之顯現出來。
“為什么有些城市實現了全年無‘血荒’,而有些地方頻頻遭遇‘血荒’頑癥?事實上,那些克服了‘血荒’的區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這么順利,也是逐步發展起來。”余成普說。
據介紹,余成普之所以選擇中南某市作為考察對象,是因為作為省會城市,在2007年,該市全面取消指令性計劃,走向100%自愿獻血。2007年總采血量達15.5萬單位(31.1噸),自愿獻血達9.4萬人次,比2006年分別增加4.2萬單位(8.4噸)和2.4萬人次,沒有發生血液質量安全事故, 是一個在無償獻血制度下的成功樣本,其發展歷程值得目前更多的城市參考和借鑒。
據了解,在準備實施無償獻血制度時期,這座被考察城市的壓力也非常大。當地一位主管負責人介紹說:“2004年,該市還實行有償獻血,庫存量只有600袋血,目前我們的庫存是6000袋。2004年的時候需求量也少,還有個體賣血的。現在,我們取締了個體(賣血)。每天平均還要供給容積300毫升的400袋血液,壓力很大。”
為了化解血液危機,當地有關部門開始積極動員。
按照當地血液中心公共服務科一位負責人的說法:“前幾年是政府下指令性計劃,每個區縣必須給完成多少人的獻血量。到了2007年,指令性計劃被徹底取消,但每年政府對于獻血有個指導性計劃,是針對寒暑假期間的,不對平時——通過市政府發文件,告訴各區縣我們什么時間去,請‘一把手’提前幫我們做好宣傳。因為區縣分布不像學校那么集中,這個指導性計劃沒有規定要獻多少,你想獻就獻,獻1個也行,10個也行,完全自愿。但前提是區縣領導要幫助我們宣傳。說實話,你要是帶個指令性的計劃,別人就會抵觸‘我不想獻,你非要我獻,那我獻多了,怎么辦’。”
余成普告訴記者,行政“指導性”計劃的基本實施方式,籠統來說就是在寒暑假前夕,通過政府的名義,將各個區縣的負責人召集起來,布置寒暑假獻血的時間、地點,讓其提前幫助宣傳和做好準備工作。
“指導性計劃與指令性計劃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前者并不以行政方式下達獻血的具體數量,而是讓各個區縣(區縣再把指導性計劃安排給社區)做前期的準備工作。”余成普說。
當地的主管負責人進一步介紹說:“我們各區縣都有負責獻血宣傳的聯絡員,跟他溝通,但聯絡員一個人跑不了那么多。每個區縣都有紅十字會、獻血辦,這是一個網,負責當地的無償獻血的宣傳組織工作。”
對此,余成普認為,要想真正避免無償獻血制度下可能出現的“血荒”,僅靠血液部門一家之力難以為繼,需要在血液供應淡季充分調動行政資源,主要從三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政府的象征性激勵。即政府(主要是政府的領導人員)參與自愿獻血的宣傳或者直接獻血,是一種象征性的激勵,即向民眾宣稱自愿獻血是國家倡導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對血站工作人員,作為采血的基層實踐者的一種鼓勵。
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采血設施的投入。“這里的采血設施,我們且不說那些用于檢驗、儲血等的醫療設備,固然這些對血站的生存也非常重要。單就采血車 (獻血屋)的空間位置以及采血車(獻血屋)的數量上,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因為首先購買采血車(獻血屋)是要經費投資,血站作為國家事業性單位,需要政府的投資,方能購買更多的采血車,建設更多的獻血屋,以方便公眾,擴展采血的范圍。”余成普說。
此外,要充分發揮政府在獻血淡季的特殊功能。
“在自愿獻血模式下,政府的作用更多的體現在獻血淡季上。在寒暑假,街頭采血車和獻血屋的采血量有限,必須擴大采血的范圍,讓采血車深入區縣和社區。血液中心與區縣和社區沒有隸屬關系,因而很難要求他們做好前期宣傳,但政府則與他們有著直接的隸屬和權力關系,可以通過行政的力量安排下去。將宣傳動員的任務以政府的名義分解到各個區縣,然后再逐一分解,既減輕了血液中心的宣傳任務,也擴大了血液采集的范圍。”余成普說。
對此,邵淑濱也建議,解決“血荒”問題的關鍵在開源,即有關部門加大宣傳,讓更多人加入獻血“大軍”。例如,可讓手術病人的親屬、朋友、同事參加互助獻血,這也是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對于一些擇期手術患者,可在身體條件較好的時候,自己捐血備用;孕婦在臨產前3個月獻一定量的血,以供緊急時使用,自己不需用時也可以捐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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