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院士：呼喚大學精神的回歸

　　有一種歷史現象叫回歸，回歸才有進步，才有健康的持續的進步。

　　文藝復興是提倡古希臘羅馬文化，提出人本主義思想體系，使人性回歸。啟蒙運動是批判蒙昧主義，使人的理性回歸。中國唐朝的古文運動，是提倡先秦和兩漢文化傳統，使文風和社會風氣回歸。

　　粉碎“四人幫”后真理標準的討論，糾正了以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為真理標準的錯誤，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回歸。十三大提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歷史定位的回歸。

　　近百年來，中國經歷著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革，大學精神就在這大背景中演變。解放前，大學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代表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那時的大學精神是崇高的。

　　1949年，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60多年來教育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也出現了不少新的問題，下面我主要談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文化統帥了一切，統帥了學校，政治文化沖擊了大學里的學術文化。運動不斷，批斗不止，秩序混亂，斯文掃地，有的師生被批為“右派”、“反革命”，大學精神不再崇高。

　　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以“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特征的市場文化又沖擊著學術文化，使得原本講道德、守誠信、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走了樣，變了味。

　　除了政治文化和市場文化外，中國固有的官場文化和世俗文化，甚至市儈文化也在侵蝕著學術文化。當教育改革在“教育產業化”、“應試教育”、“大學擴招”、“高校合并”等方面有失誤的時候，大學無法保持傳統，大學精神再受傷害。

　　大學精神是什么？先輩們已經有不少闡述。蔡元培先生說應該“學術自由，兼容并包”。梅貽琦先生說：“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那么何謂大師？標準應該是清華大學90周年校慶時提出的“五個第一流”。

　　當代很多大學校長也提出了很精辟的見解。劉道玉校長說：“西方大學的精髓就是：獨立、民主、自由、質疑、批判。這是大學精神之美，是發明創造所必不可少的。”楊福家校長說：“一流大學應該特色鮮明、大師云集、科研領先、以人為本，有大愛情懷。”朱清時校長說：“大學應有崇尚學術卓越的精神。”楊玉良校長說，“大學應該在精神層面上回歸大學本身的高尚”，“當前來講，回歸和堅守，比改革更重要”。他還說，“大學精神不能虛脫”，“當社會出現失范時，應該發出警世之言”。他們這些理念如果實現了，中國的大學就有希望了。

　　從“李約瑟之謎”，到“諾貝爾獎情結”，到“錢學森之問”，都反映了中國學術文化和大學精神的缺失。“行政化”只是淺層的問題，“行政化”的根源是“黨政化”，但是現在誰也不敢提“去黨政化”，不僅事關黨的領導問題，還有“去黨政化”后怎么辦？

　　我認為當前中國的教授也治不了校。因為現在的教授也都是在官場文化、世俗文化的影響下成長的，純粹的“學術文化人”已經不多了。即使蔡元培再世，面對現在各種非學術文化的包圍，也難以實現他的理想。所謂治大學，更要治社會，而大學精神的回歸應該先于社會，優于社會。

　　現在大家懷念西南聯大的輝煌，最近出了一本書叫《聯大八年》。我認真讀了這本書，還為此專訪了昆明西南聯大的舊址，在聯大的圖書室內查閱了有關資料，正式資料都將聯大的精神歸為“愛國、科學和民主”。現在很多大學也在提倡這三條，為什么再也沒有聯大的輝煌呢？

　　帶著這個問題，我又重新閱讀了《聯大八年》中馮友蘭先生寫的簡史。他說：“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聯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太好了！

　　聯大的成功在于他的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諾諾地說一樣的話，而是珍惜有識之士能夠振振有辭地發表自己的獨到見解。我還認為，聯大的成功不能單看那八年，而是聯大繼承了八年前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幾十年堅持的校風和傳統，八年以后聯大學子還繼續潛心學術，結出了碩果，這才是中華文明的傳承，這才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學術要自由，就要避免政治干涉。從歷史上看，政治和學術是常有矛盾的。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中，學術最活躍的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政治很弱，于是出現了很多思想家和哲學家。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政治強大了，學術衰落了。秦朝以后中國再也沒有出現一個大思想家。政治強而學術也不錯的有兩個時期，一是漢朝的文景之治，另一個是唐朝的貞觀之治。

　　清朝康乾盛世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都很強，乾隆年間中國的GDP世界第一，占世界總量的33%~40%，文化上卻大力壓制。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政治控制很強，但在學術上除了工業以外全面滑坡，最后政治也完了。政治不干涉學術，學術就好，干涉就糟。因為政治行為和學術行為是不同的：政治要求保持一致，服從組織；學術要求挑戰權威。現在中央的方針是“政治宣傳有紀律，學術探討無禁區”。這就對了。

　　那么，如何體現黨對大學的領導？大學里如何管人？現代管理科學上有兩條基本原則，就是用人者管人的原則和一級管一級的能級管理原則。我們強調黨管干部，黨再通過人事部門和組織部門管人。這些部門不直接用人，誰好誰差他們并不清楚，只好啟動繁瑣的考核體系。其實誰好誰差，直接管事的領導最清楚。校長知道系主任，系主任知道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知道每個工作人員。有人怕教授用人權大了會有貓膩，其實直接用人的人管人貓膩才最小，因為他用非其人就會耽誤自己的工作，影響他的業績。

　　比如統一高考問題。考是必須的，統是不合適的，只有中國是統考的。統一高考引發的應試教育，正在扼殺我們青年人的個性和智慧，而缺乏個性和智慧的人不會有大的創造性。現在我們看到應試教育的弊端，但不敢大動，只是修修補補的改，處處被動。其實，逐步恢復大學自主招生，問題會逐漸好轉。因為這是世界各國，包括我國解放前行之有效的辦法。

　　大學教育與基礎教育不同，教材應該由教師和學生自主選擇，不必全國統一。社會的人才需求是多元的，教師和學生的特長原本也是多元的。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造就大批有特長和個性的人才，滿足社會的多元需要是現代教育的使命。制度的好壞不是理論問題，是實踐問題，大學教育的好壞，歸根結底應該由社會實踐來評判。

　　（作者秦伯益為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