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倫貝爾:點狀開發反哺生態生態與發展能否雙贏

　　穿越世界三大草原之一的呼倫貝爾草原，翻越綿延上千公里的大興安嶺，汽車宛如一葉輕舟，在萬頃碧波中漂蕩。

　　前不久，記者隨中華環保世紀行采訪團，由西南至東北方向，縱貫內蒙古東北部的呼倫貝爾市。由呼倫貝爾草原、大興安嶺林地和眾多濕地構成，面積達26.3萬平方公里的呼倫貝爾生態區，草原茫茫，林海蒼蒼，以無涯無際的磅礴氣勢，震撼了每一個人！

　　然而，在一片盎然生機下，沙地侵蝕和草原退化就像黃色的幽靈，沖擊著人們的心靈。呼倫貝爾市副市長王國林介紹，據2004年調查數據，當地沙地面積由1999年的1320萬畝擴展到1950萬畝。去年的調查結果表明，當地草原已有近4500萬畝為潛在沙區，草原退化面積達7245萬畝，約占可利用草原面積的一半。

　　如今，呼倫貝爾草原仍在以每年2%的速度退化，而草原建設速度每年僅為0.2%。對此，有專家表示擔憂，長此以往，呼倫貝爾草原極有可能變成“呼倫貝爾沙地”。    

　　生態環境十分脆弱，難覓“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壯美景色    

　　“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是呼倫貝爾草原曾經擁有的壯美景色。如今，這里的牧草僅比人的腳踝高一些。進入大興安嶺林區，一人環抱的樹木較少，大多是直徑十幾二十厘米的次生林木。

　　幾千年來，人們在此游牧墾荒，兵戈相向，對草原生態影響巨大。100多年前，沙俄在此修筑中東鐵路，幾十萬筑路工人涌入伐樹，用于建房、取暖，用做鐵路枕木和蒸汽機車燃料等，將大面積的草原變成了沙地。上世紀50―70年代，這里又被列為墾荒重點地區，十幾萬公頃草地被開墾為農田。往往不超過3年，農田就變成了沙地，不得不廢棄。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全國肉類需求急增，導致呼倫貝爾地區牲畜養殖量大增，遠超草場承載量。

　　大興安嶺森林也曾因過度砍伐而遭到嚴重破壞。“呼倫貝爾草原是前院，大興安嶺森林是后院。后院著火，前院能不遭殃？”一位當地林業干部說，從海拉爾到滿洲里的草原本來就有流沙存在，如今已被三條寬大的沙帶切割開來。

　　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也與地質結構有關。據介紹，遠古時代，整個呼倫貝爾地區曾是一個巨大的湖泊，后來由于大興安嶺逐漸抬升，僅在低洼處留下呼倫湖和貝爾湖等，其余的地方則沉積大量泥沙，最厚的地方超過了200米。

　　“草長鶯飛之下，其實‘暗藏沙機’”。這位林業干部說，呼倫貝爾草原千百年來僅積聚起十幾厘米厚的腐殖層，如果腐殖層被剝離，底下全是沙子，大風一吹，飛沙走石，植被根本無法恢復。   　

　　限制發展來保護生態，難以長期維持，生態補償亟須跟進    

　　作為我國東北、華北的天然屏障，呼倫貝爾地區的草原和森林具有巨大的生態價值。以大興安嶺為例，僅貯碳、制氧的效益就超過百億元，為東北、華北大糧倉提供的涵養水源效益高達數十億元。

　　“呼倫貝爾的生態效益遠大于經濟效益，國家對它的生態需求遠大對經濟的需求。”國家林業局造林司副司長李怒云說，例如，與工業減排相比，利用當地森林、草原來減排，成本較低，見效也快。

　　“現在的突出矛盾，是老百姓創造了巨額的生態效益，而回報卻不成比例。” 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局長安國通說，通過限制發展權來保護生態，難以長期維持，這就需要國家及早出臺新的生態補償措施。

　　據呼倫貝爾市環保局局長李聰林介紹，近年來，呼倫貝爾實施了“以退為進”的生態保護舉措。除了每年主動退耕100萬畝外，還大幅減少了牲畜量。以西部牧區為例，牲畜已由過去的700萬頭降至目前的460萬頭，離400萬頭的目標相距不遠，數量已基本合理。

　　據了解，為了保護森林和增加造林地，從2009年開始，結合棚戶區改造工程，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還開始了大規模的生態移居，使7萬多戶林場職工下山，搬到附近城鎮居住。

　　“這些工程投入巨大，地方財政壓力很大，對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也有很大影響。”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郝益東說，要有效保護呼倫貝爾生態環境，亟須國家的生態補償措施及時跟進。 

　　“目前，我國實施的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等工程，實際上也是一種生態補償。雖然還不能完全滿足要求，但短期內要大幅提高補償額度也不現實。”李怒云說，此外，生態服務是一種公共物品，產權不清晰，也難以進行補償。以大興安嶺為例，每年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達到1000多億元，但如何實施合理的生態補償，還需要拿出一套可行方案來。

　　發展工業反哺生態，能否做到環境代價最小、經濟效益最大   

　　要推進生態環境保護，短期內不能獲得足量的生態補償，農牧業也不能提供有效支撐，林業經濟和沙草產業又如何呢？

　　據介紹，呼倫貝爾的無霜期僅有約100天，冬季最低氣溫為零下53攝氏度，西部干旱地區年降雨量不過200毫米。

　　“受低溫干旱影響，這里的植被生長極其緩慢，比如一棵落葉松要100年才能成材。利用這樣的植物資源來發展生態經濟，實際上并不經濟。”一位當地干部說，近年來，當地開發了藍莓、紅豆、木耳等林下資源，但也只是小打小鬧，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因此，呼倫貝爾現實地選擇了一條通過發展工業來反哺生態的路子。近年來，利用豐富的煤炭、有色金屬、石油等資源，呼倫貝爾市大力推進“點狀布局、集中發展、深度開發、循環利用”的資源型重化工業，取得了明顯成效，僅今年的煤炭產量就已達到了6000萬噸以上。

　　據統計，2000年，全國人均收入為4000元，而呼倫貝爾市人均收入僅為3000元左右；到了2009年，全國人均收入為12000元，而呼倫貝爾市人均收入達到了13298元。

　　“實際上，這是用1%的節點釋放99%的森林草原，以最小的環境代價換取了最大的經濟效益。”李聰林說，呼倫貝爾的開發程度遠遠低于環境容量。以二氧化硫排放為例，當地容量為40萬噸，允許排放10萬噸，實際排放遠低于這個數字；化學需氧量容量為18萬噸，允許排放1.8萬噸，實際排放數字也比這要低。

　　然而，也有專家對此表示擔憂：呼倫貝爾的地下資源是國家的戰略儲備資源，提早開發會不會有不利影響？“點狀開發”及其對環境的影響是否可控？難道幾個數據就能說明“點狀開發”沒有危害？如果開發一座大型煤礦，會讓幾百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位下降。時間長了，草原植被會斷了“根水”，最終變成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