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生態補償辦法被比作“對賭”：1微克污染物20萬

　　1月28日，山東省2014年空氣質量生態補償結果揭曉。按照空氣質量改善的程度，省級財政向17市發放生態補償資金21335.5萬元。其中聊城獲補最多，為2403萬元；菏澤以2041萬元緊隨其后；第三是濟寧，1838萬元。煙臺獲補最少，只有50萬元。

　　曾經用于水污染治理的生態補償，在山東被用到空氣質量改善中。效果如何？

　　怎么補償？

　　大氣質量同比改善，省級給補償；同比變差的，倒給省里補償

　　有人把這個生態補償辦法，形象地比作省里和17個市的“對賭”。

　　那么，就讓我們看看“對賭”的規則是什么。

　　按照2013年底出臺的《山東省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暫行辦法的通知》，大氣環境質量同比改善的市，為全省治霾做出貢獻，將得到省級財政補償；大氣環境質量同比變差的市，拖了全省后腿，需要向省級補償。補償一季度結算一次，1微克污染物的價碼是20萬元。

　　具體說，山東以各設區市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季度平均濃度同比變化情況作為考核指標，建立考核獎懲和生態補償機制，上述4類污染物考核權重分別為60%、15%、15%、10%。

　　“這四類污染物，是影響山東空氣質量的主要污染物，PM2.5更是重中之重，也是目前距離標準差距最大的指標。”山東省環境規劃研究院院長謝剛說。

　　這個實施辦法在征求各市意見時，意見并不一致。謝剛說，一些化工業多的城市，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比重較高，他們就希望加大這兩項指標的權重，因為改善起來更容易見效。

　　還有系數。區位不同，大氣污染物的稀釋擴散條件也不一樣。山東將17個地級市分為兩類進行考核：一類是青島等沿海四市，稀釋擴散調整系數為1.5；另一類是濟南等中西部地市，稀釋擴散調整系數為1。謝剛說：“征求意見時，沿海城市覺得自己空氣質量本來不錯，改善起來難，就希望系數再大一點。”

　　“這個辦法之所以可行，是基于兩點認識。”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說，“一，一個地方的空氣質量，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同比改善的幅度可以反映出治理工作改善的程度；二，顆粒物源解析表明，空氣污染大頭還是在本地，主要是自己污染自己。只要從自己做起，逐年改善，持續進步，空氣質量就一定能改善。”

　　此前，山東曾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試行這個辦法。大汶河流經萊蕪、泰安兩市，省環保廳分別在兩市交界處斷面和下游進入東平湖處斷面設立監測點，同比改善的市，可以得到補償；同比惡化的，往省里交錢。當時這也被稱為“連環責任制”。

　　管不管用？

　　如果落后了，當地黨委、政府和環保部門備感壓力，會迅速整治

　　空氣質量生態補償，僅僅是通過“錢”起作用嗎？是，又不完全是。

　　“山東文化有個特點，人們愛面子。空氣治理，把錢與面子放在一起，效果就明顯了。關鍵時刻，各市看重的并不是錢，而是為榮譽而戰。”張波說，幾百萬元，錢很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補償，我們只是以此調動各市改善空氣質量的積極性，形成爭先恐后治理空氣污染的局面。

　　據介紹，2011年、2012年山東主要大氣污染物濃度連續兩年下降，2013年卻出現明顯的污染反彈。“一年的污染反彈幾乎抵消了前兩年的治理成果。”張波提醒說，“別忘了半拉山東在海里，這說明，另一半內陸城市的污染還要嚴重得多。”

　　從2014年起，山東將“大氣環境質量逐年改善”這個區域發展的約束性要求，納入對領導干部的科學發展觀綜合考核體系，其中PM2.5濃度現狀及改善率，分值占40分。“生態補償每季度公布一次。空氣質量如果落后了，當地人大政協有監督，群眾就吐槽，當地黨委、政府和環保部門就會有壓力，就會迅速整治。”張波說。

　　魯西南的菏澤，拿到的補償金位列第二。就在2013年上半年，菏澤空氣質量還在17市中倒數第一。為此，菏澤成立了規格最高的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指揮部，市委書記和市長擔任指揮長，20個市直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和11個縣區黨政“一把手”為成員。

　　真金白銀的治污投入更不可少。一年來，菏澤市財政斥資1300萬元補貼提前淘汰黃標車，安排1200萬元建設市區公共自行車系統，安排3680萬元購置新能源公交車，安排600萬元節能、環保專項資金。此外，還拿出1600萬元新建16個大氣質量監測站。

　　隨時播報的空氣質量監測，讓各市環保局長壓力山大。濟南市環保局局長高立文說，現在用手機連新聞都不看了，整天就關心濟南的空氣質量。“經常半夜睡不著，就打開手機看空氣質量指數。有幾次，凌晨三四點就打電話給工作人員，布置當天的工作。”

　　在張波看來，通過生態補償辦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大氣污染防治的權威性不足問題。目前，污染防治的職能分散在政府各個部門，而生態補償辦法可以調動黨委、政府協調各部門齊抓共管，共同促進空氣質量改善。

　　數據顯示，2014年，山東全省“藍天白云、繁星閃爍”天數，同比增加了17.8天，PM2.5、PM10濃度分別同比下降16.3%、11.3%。

　　是否合理？

　　能夠成功調動各方面環保積極性的政策，就值得探索

　　在2014年山東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情況表中，有四個“減號”顯得比較扎眼，它意味著“市級財政向省級財政補償”，說得難聽點兒，就是被罰。

　　四個“減號”出現在第二季度，青島、煙臺、萊蕪和臨沂空氣質量同比惡化，四市共向省級財政上繳生態補償金413.5萬元。

　　青島、煙臺這樣的沿海城市被開“罰單”，難免會覺得有些“冤枉”：空氣質量本來就不錯。再挨罰，豈不是鞭打快牛？

　　“優等生”卻挨了“板子”，似乎有點不好接受。

　　“沿海空氣質量好，但有的市同比改善幅度是惡化的，那么‘挨板子’就不冤。更何況，山東沿海最好的城市空氣質量，也沒有達到二級標準。”張波解釋說。

　　“我個人理解，這是一個特殊時期的考核辦法。這幾年空氣污染嚴重，霧霾多發，必須鐵腕治污。當前考核，把空氣質量改善作為側重點，是特殊時期的有效之舉。”威海市環保局局長劉德柏說。

　　一方面是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也有建議：“將來到一定階段，是不是可以考慮把改善率和空氣質量兩個指標結合起來考核？讓前者占比大，后者占比小。”

　　在張波看來，這個借鑒了水污染治理的空氣質量生態補償辦法，不宜與嚴格理論意義上的生態補償畫等號。這只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用來調動各方面環保積極性的做法。“任何一項生態環境保護政策，都是能夠成功調動地方黨委、政府環保積極性的政策，否則，就落不了地。”

　　張波說，最近可能要補充調整一下：如果哪個城市率先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可以不參加這個考核，并給予一次性獎勵。如果又不達標了，再繼續回來參與考核。

　　生態補償有效實施的前提是監測數據要準確。2011年，山東啟動監測管理體制改革。此前，是“考核誰，誰監測”，監測權在各市，行政干預在所難免，當時的二級天數達標率竟然超過90%，這個數字與百姓的感受大相徑庭。山東將監測權上收一級，變為“誰考核，誰監測”，濾掉了監測數據中30%的水分。后來，山東又探索第三方檢測，將監測業務交給社會機構，政府出錢購買數據。一年下來，數據更實在了。

　　為保證數據準確，2014年，山東共查處破壞或干擾自動監控設施、監測數據弄虛作假案件15起，對相關企業實施了頂額罰款、通報、扣減環保補助、限批等行政處罰，其中13起移交公安部門處理，15名責任人被處行政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