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能吹出什么氣候風？

　　12月10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6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6次締約方會議將在坎昆閉幕。此次會議能否在解決全球氣候問題上有所突破?為此，本報特邀蔡拓、陳鳳英、鄒驥、曾少軍4位專家進行解析。

　　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 蔡 拓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陳鳳英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 鄒 驥

　　清華大學清潔發展機制研發中心執行主任 曾少軍

　　問：會議之前，一些政要紛紛表示對坎昆會議達成全球性協定的前景感到擔憂。但也有分析者認為，此次會議會在一些具體性問題上達成協議。就您觀察，這些問題具體包括哪些，達成協議的前景如何?

　　陳鳳英：應該客觀并理性看待，坎昆會議是一年內全球氣候談判官員馬拉松式會議的第六站。可以預見，坎昆會議雖不能達成最終減排協議，但肯定比哥本哈根會議氣氛和諧，也能取得一些預期成果：一是平等交流、真誠協商、彌合分歧、加強溝通、恢復信心。二是在保護森林、技術轉讓、適應氣候變化、長期融資等方面應能取得較好成果，因為各國在上述問題上已經或接近達成共識。應該說，采取務實態度、先易后難應是全球氣候談判必須遵循的原則。

　　曾少軍：對坎昆會議成果的表示擔憂，一是時間地點問題。《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2012年就要到期了，第二承諾期是否能延續，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就此達成協議，坎昆也很難完成這個目標。第二是美國因素。作為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受到中期選舉影響的美國人不可能帶著理想的方案到會。但是，坎昆會議可能在快速啟動資金、技術轉讓以及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碳排放等問題上達成協議。

　　鄒驥：總體而言，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很多發達國家的政要忙于應付“救世”，自然一時對氣候變化這一長期戰略問題的關注不足，使這一多邊國際進程失去了應有的帶頭力量。但畢竟全球聯合起來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已經形成，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戰略逐步開始走上軌道，這些積極因素又給國際氣候進程帶來希望。因此，談判進程依然會緩慢前行。在森林管理、技術開發轉讓機制的建立和快速啟動資金機制等方面，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技術性進展。

　　問：國際間關于氣候變化的會議開了多次，卻未能達成實質性的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卻不能得到認真履行。這次會議被認為不可能達成全球性的協議。您認為阻礙達成最終協議的因素有哪些?

　　蔡拓：坎昆會議的任務是為明年的南非會議夯實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達成最終協議尚不具備條件。首先，哥本哈根會議導致的相互不信任的大背景并未消失，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政治思維處于回潮期，國家主義盛行;其次，經濟不景氣和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了各國的關注點和注意力。克服金融危機和失業壓力，推進經濟發展成為首要任務，氣候問題的關注度相對下降;再次，一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影響到全球氣候問題的國際合作。比如奧巴馬在中期選舉失利后的不利地位，將使其在環境與氣候問題上的作為大受限制。

　　鄒驥：總體而言，由于美國作為首要的發達溫室氣體排放國家，近期難于在聯邦層次上通過清潔能源與氣候變化法案進而形成全國的控排目標，使得美國談判代表難于在談判中就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定量減排目標做出承諾。其他發達國家對自身減排目標的承諾“顧左右而言其他”，未能展現出應有的引領作用。一些發達國家甚至于從“富人哲學”出發，將目光盯在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責任上并將之作為自身減排的前提條件，這就給 “公約”進程的發展蒙上了陰影。

　　陳鳳英：美國是最大的障礙制造者，坎昆會議亦不例外。共和黨中期選舉獲勝，奧巴馬政府很難在坎昆會議有積極合作姿態，更難指望其作出實質性減排承諾。二是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更加復雜，世界經濟呈現冰火兩重天。發達經濟復蘇異常乏力，新興經濟體復蘇相當強勁。這使美歐產生危機感與憂慮，自我保護意識趨強，減排責任意愿下降，力壓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責任加碼。由此加大南北國家之間在減排問題上的分歧與矛盾。

　　問：發達國家在歷次氣候會議上做出了種種承諾，但實際上這些承諾的兌現并不盡如人意。您認為發達國家為什么會在這些問題上承諾與行動相背離?

　　鄒驥：關鍵問題還是發達國家政府政治意愿不足，缺乏政治遠見和魄力，受特定利益集團的影響而在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不能超越利益集團利益的掣肘，在于不能勇敢、充分地承擔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的責任。當口頭承諾能夠帶來選票利益和外交利益時，就“口惠”;當觸及實際利益的時候，就“實不至”。

　　蔡拓：一是對新興經濟群體的崛起認識不到位。很容易受“威脅論”的左右，表現出限制性、對抗性思維與行動。在減排上的倒退，試圖雙軌并單軌，把新興經濟群體捆綁在一起承諾減排都反映了這一點。二是受國內政治博弈和黨派斗爭的影響。像美國最為典型。三是從新興經濟群體的角度上反思，也應與時俱進，更講究與發達國家對話的智慧與藝術，從各個層次、方面考慮全球氣候治理的復雜性，不要拘泥于單一的“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

　　曾少軍：發達國家表面上的借口是，即使發達國家做出努力，發展中國家如果不減排，其排放增加量將抵銷發達國家減排的全部努力。但氣候變化的危害并沒有因為國際社會的爭吵而停止或減少。人類必須運用智慧找到一條平衡的方案，來應對這個共同的災難性前景。發達國家不能再因為選舉需要而被化石能源集團綁架了，應該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動、率先減排，并對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排行動給予及時、足額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問：坎昆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提前到達會議舉辦地，并表示出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和坎昆氣候大會的態度。您認為中國政府將在此次會議上起到什么作用?發揮何種影響?

　　曾少軍：中國是發展中大國，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必將是主要的排放大國，但中國也同時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重大國際事務上理當體現一個大國的政治意愿和誠意。國際氣候合作有出現“發達國家合流、發展中國家分裂”的危險。中國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團結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維護已經達成的國際氣候法律的原則和立場，督促發達國家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坎昆會議上要力爭落實《哥本哈根協定》的相關內容，至少要明確發達國家承諾的300億資金支持承諾。

　　蔡拓：中國的作用與影響可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促使坎昆會議成為一個有成果的會議，以提高國際社會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的信心。其次，要更多地強調全球共同利益，淡化地緣政治的博弈與色彩。再次，要正視新興經濟群體的特殊性。金磚四國的主張既要考慮到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的意愿，又要傾聽中小國家、特別是島嶼國家的呼聲，不可使自己孤立起來。在減排承諾和減排核查方面我們都可采取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立場。

　　陳鳳英：中國需吸取哥本哈根會議的經驗與教訓，積極但不過于主動，建設性參與但應虛實結合，有誠意但應以我為主。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作為談判主渠道，堅持雙軌而非單軌制談判。一方面，我們應調高談論“十二五”規劃中的減排目標與經濟轉型路線圖，并承諾將力所能及承擔減排任務，讓世界明白它有利于并將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與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保持一致，明確表示希望在坎昆會議上能就發展中國家特別關注的問題取得實質性進展。讓發展中國家明白，中國永遠是他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