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公布了2009年國產影視作品煙草鏡頭統計，影視作品吸煙鏡頭仍然普遍存在。
統計顯示，《風聲》、《建國大業》、《女人不哭2》的吸煙鏡頭分列國產故事題材電影、歷史題材電影、電視劇首位。
控煙協會已向廣電總局發出公開信，呼吁完善審查制度，實現在銀幕和熒屏上“禁煙”。
2011年1月1日起，全國醫療衛生系統將全面禁煙。
據統計，我國目前吸煙人數已超過3億，約7.68億非吸煙者被動吸入“二手煙”，每年有100多萬人死于與吸煙相關的疾病。
近年來各地紛紛出臺控煙或禁煙法規，但實施情況并不理想，一些甚至成了“一紙空文”。
1 控制吸煙，各地立法頻“出拳” 多地立法控煙的背后，是重視國民健康的迫切性 “2011年1月1日起，全國醫療衛生系統將實現全面禁煙。”2009年5月，衛生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2011年起全國醫療衛生系統全面禁煙的決定》，要求到2011年確保實現全國醫療衛生系統全面禁煙的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醫療衛生系統的全面禁煙工作進入到最后一個月的準備期。
近年來，除了醫療衛生系統大力推行控煙工作之外，控制公共場所吸煙、減少“二手煙”危害的立法及修法工作也在各地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今年3月1日起，《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與《杭州公共場所禁止吸煙條例》同時開始實行；9月1日起，《廣州市控制吸煙條例》開始實施，市內12類公眾場所全面控煙；而從去年至今，包括天津、重慶、沈陽、哈爾濱、南昌、蘭州和深圳在內的7座城市都開始了相關的立法工作。
據統計，截至目前，除山西省會太原外，其他30個直轄市、省會城市都已立法禁止在部分公共場所吸煙。另有154個地級城市實施了本地區部分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規定，數量約占全部地級及以上城市的一半。
相較于上世紀90年代各地開始實施的“公共場所禁止吸煙條例”，近年來出臺的控煙法規，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有著較多變化。例如，在法律的位階上，由政府規章上升為地方性法規；在規定的名稱和精神上，多從原來的“禁止吸煙”轉向“控制吸煙”；在控煙的場所上，根據原有基礎新增了禁止吸煙的場所類型，并新規定了辦公室、商場、超市等需要設置吸煙區與無煙區的場所。這些變化顯示出，控煙立法跟隨時代發展，自身已進行了一些有益的調整。
在各地頻頻出臺的控煙法規的背后，反映了吸煙與“二手煙”危害引發的社會關注。據《2010年中國控制吸煙報告》稱，我國目前吸煙人數已超過3億，每年有100多萬人死于與煙草相關的疾病。《中國人群的吸煙和二手煙暴露的流行狀況》報告指出，目前約有7.68億非吸煙者被動吸入“二手煙”，其中約2億為兒童。
由于目前國內并無專門針對公共場所禁止或控制吸煙的全國性法律，清華大學法學院衛生法研究中心教授申衛星表示，“短期內出臺一部國家級的、統一規范煙控事業的‘控煙法典’很難。當下的目標應定位在推動現有與控煙事業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增訂、修改，使其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切實做到推動控煙事業有法可依。”
2 “敢怒不敢言”，法規幾成“空拳” 立法與執法的雙重尷尬，導致控煙現狀不容樂觀 說起“二手煙”，任職于北京市海淀區某公司的安女士直搖頭：她所在的辦公樓內根據控煙法規開辟了吸煙區，但包括公司領導在內的同事們仍總是在辦公室內抽煙。“雖然北京市新出臺了控煙規定，但很少見到衛生部門來單位檢查。”患有喉炎的她對“二手煙”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如此的尷尬不只發生在辦公室。不久前在北京北四環邊的某餐廳，學生小楊與旁桌的客人爭執了起來，原因是墻上明明貼著“禁止吸煙”標識，對方卻在抽煙，氣味刺激得她很不舒服。“我們一般不對吸煙客人直接勸阻，而希望客人自覺，因為一來衛生部門檢查不是很嚴格，二來我們沒有權力處罰吸煙者，三來更怕影響生意。”該餐廳負責人如是說。
有專家認為，雖然控煙或禁煙法規不斷出臺，但控煙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上海今年3月開始實施《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但我們走訪了上海的數家飯店、網吧和咖啡廳后發現，這些公共場所中，有的雖在主管部門要求下張貼了禁煙標識，卻未安排巡視勸阻吸煙者的負責人；有的雖分別設置了無煙區與吸煙區，但兩區之間只用半人高的擋板隔斷，難以起到隔煙效果；更有甚者，總共有約40張餐桌的餐廳中無煙區范圍只有象征性的一張餐桌大小……這些在條例中幾乎沒有規定的內容，實際上體現了各地控煙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可操作性不強的問題。
一些法規除了公共場所禁煙規定在實施中遭遇困難外，那些處罰措施更是受到了“冷遇”。據報道，武漢市于2005年開始實施《公共場所禁止吸煙規定》，至今未開出過個人罰單。之所以罰單難開，重要原因在于取證難。《杭州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中規定，不聽勸阻的吸煙者個人將被處以50元罰款，但對于吸煙者行為的取證方式和證據采信等問題，條例卻并未明確規定。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晨光表示，從立法效果上看，目前地方控煙立法還存在很多問題，如法律效力等級過低，公眾對其權威的認可度有限；法律規定中抽象的原則性規定與口號宣傳性內容較多，實際可操作性內容不足；某些權利義務的設定與現實國情不符，致使規定無法落實；立法自身在法律后果的規定與執行方面較為模糊，缺乏執行力等。
3 控煙立法，呼喚“組合拳” 立法前的論證與評估，立法后的執行與推廣須同時跟進 “控煙立法中存在的困難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設置執法權，從而切實調動執法者的能動性，將控煙立法落到實處。”王晨光坦言，無論是單一部門執法還是聯合執法，權責分明應當是執法權設置中的基本要求。在控煙立法之初應做好法律評估，了解控煙涉及的相關人群與相關執法部門的觀點、需求及客觀能力，做到立法時就盡量保證制度設置的可操作性，從實體和程序上明確執行機構的權力范圍。
而在備受爭議的執法效果上，衛生法專家認為，成立多部門聯合的執法機構是國外立法的有效經驗，值得學習和借鑒。據介紹，在新加坡等地，執法團體由衛生部門牽頭，由各公共場所相關主管部門進行常規監督，“執法部門進入飯店，先檢查有無蟑螂，再檢查有無煙灰缸”，國家控煙辦公室主任楊功煥對此形象地描述。此外，政府設立監督電話，市民發現有人在公共場所吸煙而場所負責人未履行監督勸阻責任時，并不一定要直接交涉以免發生正面沖突，而是撥打電話舉報，由執法部門來處理。這樣既有助于減少舉報者的取證困難，也可以在工作中有所側重地檢查公共場所。“況且由執法部門定期曝光公共場所控煙不作為的行為，對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場所來說，本身就具有一種處罰效果。”
“最能節省法律制度成本、提升法律實際效力的，就是將法律精神內化入人心。”在通過立法提高公眾控煙意識的切入點上，楊功煥認為，在政府完善立法與執法的同時，需要與之相伴的是控煙理念在公眾中的切實推廣。只有讓公眾了解控煙立法的基礎和目的，才能有效避免“控煙活動走過場”、“上有控煙政策，下有抽煙對策”的現象。
在今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的修訂過程中，“對違反規定吸煙的個人處罰金額上調至500元”的內容變化引起了當地公眾對控煙立法的關注與探討。政府借助這一契機宣傳條例中“重在保護不吸煙者”的關鍵內容，就使得更多公眾了解到條例之“新”的真正所在。
將目光放長遠，控煙工作要想順利推進，實際上也對國家多層面的立法修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立法的最終目的是減少煙草對不吸煙者健康的危害。”申衛星建議，應從根本上將控煙工作視作一個過程，建立起煙草種植、生產、銷售到使用的整個過程中的法律控制機制；讓包括廣告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慈善事業法在內的既有和將要立法或修改的法律，以及一些與煙草相關的稅收、財政、產業促進等政策方面，都能體現這樣一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