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經得起推敲的理想主義者

　　“人活著最大的幸福，莫過于讓自己內心最深處得到安寧與滿足。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我今年43歲，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施一公，43歲，結構生物學家。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2007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華大學教授。2009年，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獲2010年賽克勒國際生物物理學獎。

　　作為中國實施“千人計劃”引進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資格也有能力站在國際水準的高度對中國的科研體制提出批評。他和饒毅今年聯名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辭呼吁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體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

　　“我們在《科學》上寫這篇文章的唯一出發點就是希望中國科技界居安思危，改進體制和機制。”施一公不理解為什么有人會從“挾洋自重”之類的角度去揣度他們。

　　一面在《科學》雜志上公開指出中國科研體制的弊病，一面在這些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連續發表有分量的學術論文。

　　當鎂光燈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時，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并不像一些“學術明星”那樣光說不練，他在為公共事務鼓與呼的同時，從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興成為科學界有爭議的人物”

　　今年將施一公推上了風口浪尖的，是《科學》上那篇只有676個英文單詞的短文。這篇題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國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饒毅聯名發表。

　　此舉并非出于書生意氣或沽名釣譽。就在文章發表的當天，9月3日，他還與饒毅、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陳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學網的組織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專家學者開一個小范圍的研討會，討論人才引進的問題。這個會議還特意邀請了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參加，希望他們能將意見和建議帶回去。

　　施一公和饒毅發表在《科學》上的文章指出，盡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

　　有人質疑文章里為什么只談缺點，避而不談中國已經取得的科技成就。對此，施一公解釋說，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許寫這么長，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為中國實施“千人計劃”引進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席職位回到清華時，就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此后，他并沒有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由于在不同場合對中國的科研體制提出意見和建議，他的名字常見于各大媒體，名氣也更響亮。

　　這一趨勢在此次事件后達到了頂點。他和饒毅的聯名文章刊登后，立即被國內各大媒體轉載，在科技界也掀起波瀾。網上民調顯示:95%以上的網民認為科技體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幾十、上百個電話、短信和郵件，從大學校長到普通研究員，甚至還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質人員，他們都支持我們的觀點。”

　　盡管如此，施一公和饒毅還是承受到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有人指責他們“挾洋自重”，也有人說他們“自私、要奪權”。對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國近三年，親眼目睹、經歷了科技界的眾多于科技創新不利的潛規則，從心里深處感到焦急。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唯一出發點就是希望中國科技界居安思危，改進體制和機制。”他表示，很不理解為什么有人會從“挾洋自重”之類的角度去揣度他們。

　　當大家都在擔心施一公會不會因此而“倒霉”時，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關部委的多次邀請，請他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問題做咨詢或論證，“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長萬鋼邀請了包括他在內的一批科學界人士，就科研體制問題舉行座談，“會上氣氛很熱烈、融洽”。

　　然而，其后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體發表了一份正式回應，稱此文“與事實不符”，并指施、饒二人“承擔了我國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領域的科研項目，國家通過多個渠道對他們在科研經費和條件保障上給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饒毅不會再對此事做公開回應。”施一公強調說，他們的本意特別不希望將矛頭指向某一個政府部門，因為這是整個科研大環境的問題，不單單是哪一個部委或官員的問題。

　　“我很高興成為國內科學界‘有爭議’的人物。以我個人受些委屈，來喚起更多人對這件事的關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說。

　　“科研本身就是不斷糾錯的過程”

　　盡管回國后施一公把相當一部分時間花在科學界的公共事務上，但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本職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時候，施一公也保證用60%的時間來“泡實驗室”。按照他的說法，“每天早晨六點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趕在孩子們睡覺前給他們講故事，然后再回實驗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時。”

　　超負荷的運轉，給施一公帶來了學術上的豐收。2009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科學》上發表了首個對轉運蛋白晶體結構的研究。但此后不久，美國布蘭戴斯大學Christopher Miller的實驗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個類似蛋白的晶體結構，其結果與施一公小組的有所不同。于是，網上有人就此對施一公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和質疑。事情甚至驚動了國內科技界的一些著名專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組再次在《自然》上發表論文，進一步闡述了該轉運蛋白的底物識別和轉運機理，并糾正了之前他們自身以及美國研究小組的偏差。

　　說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于我們的分辨率偏低，數據質量有限，所以在允許出錯的范圍內，出現了一些偏差。而美國那個研究小組盡管用了比我們更高的分辨率，也還是照樣出錯。再者，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現、糾正過去錯誤的過程，這與學術造假有本質不同。越是前沿的創新研究，越容易出現偏差。這種學術爭論恰恰是科學發展最重要的原動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來炒作，這是中國現階段發展的一個怪現象。”

　　由于施一公領導的研究組在膜蛋白結構與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連續取得重大進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屆科協年會上，他與另外兩名科學家一道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學家獎”。

　　“讓自己內心最深處得到安寧與滿足”

　　今年“兩會”開幕前，在總理與教育界的座談會上，施一公作了17分鐘的發言。“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全方位成為世界強國。而目前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的一個顯著差別是：國外的行政是服務于學術的，教授發言權很大；但在國內，行政對學術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與“高校自主權下放”這二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最終這兩句話出現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人才培養是施一公的一大夙愿。他早在回國時就說過，回來最想做的事，就是教書育人。他的這個院長也當得與別人不大一樣——只負責人才引進與人事制度改革，別的統統不管。

　　“過去三年，我參與面試了80多位申請者，最后有40多位海歸全職回來建立他們的獨立實驗室。這些人的到來，改變了我們的學科布局，增強了清華在這一領域的實力。同時，與國際接軌，實行終身教職制度。”對此，施一公解釋說，具體的操作辦法是等這些人員回國滿6年之后，將他們的工作成績交由國外的同行專家評議，以避免國內的潛規則，如果通過，即獲得終身教職。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帶的實驗室培育了一批優秀的博士生。他們將成為今后國際結構生物學界的中流砥柱。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學生們怎樣在《科學》雜志上發文章，而是教他們怎樣做研究課題，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培養。”

　　回國三年來，盡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艱辛，言談間施一公也有流露。于是記者不禁問：“您在回國前，難道不知道國內的情況么?”

　　“當然知道!”他回答得很干脆，“但人活著最大的幸福，莫過于讓自己內心最深處得到安寧與滿足。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從科技體制到大學建設，各方面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我今年43歲，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