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稱多地大米出現鎘超標食物污染鏈持續多年

　　重金屬鎘正通過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學者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多地市場上約10％大米鎘超標；中國在多種重金屬污染的稻米之前幾不設防。

　　從一張油漆斑駁的桌子下面，84歲的李文驤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顏色純白，略有透亮感，顆粒飽滿，肉眼看不出這些大米有什么異樣。

　　但是，經過檢測，這種大米中鎘成分嚴重超標。當地人將這種大米簡稱為“鎘米”。

　　鎘，一種重金屬，化學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為化合物存在于礦物質中，進入人體后危害極大。

　　李文驤老人懷疑自己得的怪病與這種大米有關。老人身體還算硬朗，但已經20余年沒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過100米，腳和小腿就會酸疼難忍。

　　醫生無法確切診斷，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軟腳病。他告訴本刊記者，在其生活的廣西陽朔縣興坪鎮思的村，另外十幾位老人也有類似癥狀。

　　從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驤吃本村產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學者的研究論文證實，該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屬鎘所污染；相應的，所產稻米中鎘含量亦嚴重超標。

　　醫學文獻已經證明，鎘進入人體，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癥，嚴重時導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謂“痛痛病”，又稱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該國由于開礦致使鎘嚴重污染農田，農民長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導致鎘中毒，患者骨頭有針扎般劇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這種病的癥狀與李文驤老人所說的軟腳病非常相似。多位學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癥狀。

　　類似案例不只出現在廣西思的村。實際上，多個地方均有人群尿鎘等嚴重超標和相應癥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無論農業部門近年的抽查，還是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國約10％的稻米存在鎘超標問題。對于全球稻米消費量最大的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現實。

　　在鎘之外，大米中還存在其他重金屬超標的問題。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所研究人員即發表論文稱，中國內陸居民攝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魚類。眾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俁病的致病元兇。

　　一個完整的食物污染鏈條已經持續多年。中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遍地開花的開礦等行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鎘、砷、汞等有害重金屬釋放到自然界。這些有害重金屬通過水流和空氣，污染了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土地，進而污染了稻米，再隨之進入人體。

　　數以千萬計的污染區稻農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們一日三餐的絕對主食，部分農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賣污米買凈米之間的差價損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農民則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們甚至不清楚重金屬是什么。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幾乎沒有關于重金屬污染土地的種植規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產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產出的污染稻米，絕大部分可以暢通無阻地自由上市流通。這導致污染稻米產區以外的城鄉居民也有暴露危險，而危險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學者在其論文和講義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稱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癥狀，且“雞下軟蛋，初生小牛軟骨”

　　71歲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軟腳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間，她總是雙腿發軟，沒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經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醫院求治，被診斷為“骨質鈣化”。具體病因，醫生表示不清楚。

　　她說，本村有此類癥狀的不止十幾人，或許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贊同她的說法，認為農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這樣的統計沒有意義。這位干部同樣無法解釋如此多人有相同癥狀的原因。

　　事實上，國內多位土壤學者在其論文和公開講義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稱該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癥狀；村中曾出現“雞下軟蛋，初生小牛患軟骨病”的現象。

　　本刊記者向部分當事學者求證此事，學者們修正了上述說法。他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癥狀。學者的尷尬在于，迄今沒有官方或醫療單位確認上述癥狀究竟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記者在思的村走訪時，多位村民私下證實，村中確有不少人渾身疼痛。一位上世紀80年代初從外村嫁來的村民說，當時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說是生的小孩會是“軟骨頭”。她嫁來后發現，這個說法有點夸張，但人們的擔心至今沒有消除。

　　村民證實，糧食未全面放開前，國營糧庫曾經免收本村公糧。收糧的官方工作人員說：“你們村大米有毒。”該村村民與別村最大不同是，他們只能吃這種“有毒”、國家都不要的大米。

　　嚴冬中，村莊外的耕地里滿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邊一些蔬菜則長得翠綠可人。但這片被稱做大垌田的近千畝耕地確實“生病”了：1986年的實測數字顯示，上述土地有效態鎘含量高達7.79毫克/千克，是國家允許值的26倍。

　　廣西桂林工學院教授林炳營在該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該村所產水稻中，早稻含鎘量是國家允許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則是規定值的5倍以上，達1.005毫克/千克。

　　陽朔縣農業局農業環保站一位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該片土地重金屬情況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資深農業專家說，鎘污染具有相當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經過多年，所產農作物中的鎘含量也僅會有細微變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經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莊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鉛鋅礦。這家規模并不算大的礦，上世紀50年代起作為本縣國營礦被開采，其時幾乎沒有環保設施，含鎘的廢水作為灌溉用水流進了村民的耕地。

　　據統計，共有5000余畝土地被該礦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嚴重的1000畝。后有研究表明，礦山早期廢水含鎘量超過農灌水質標準194倍。

　　這家鉛鋅礦效益并不好，幾十年間時開時關，目前已轉至私人手中。與此同時，沒有村民明確地知道，這些來自大米中的“毒”，是否進入了他們的身體，進入后到底發生了什么。多數人無法證實身上的痛是一種病，更無法證實其與稻米的相關性。

　　10％大米鎘超標

　　南京農大潘根興團隊在全國多個縣級以上市場隨機采購樣品，結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鎘超標受到鎘污染的，絕不僅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農業部稻米及制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曾對全國市場稻米進行安全性抽檢。結果顯示，稻米中超標最嚴重的重金屬是鉛，超標率28.4％，其次就是鎘，超標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農業大學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研究所（下稱南京農大農研所）教授潘根興和他的研究團隊，在全國六個地區（華東、東北、華中、西南、華南和華北）縣級以上市場隨機采購大米樣品91個，結果同樣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鎘超標。

　　他們的研究后來發表于《安全與環境》雜志。但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學者對本刊記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絕大多數不受限制地種植水稻的現實，10％的鎘超標稻米，基本反映當下中國的現實。

　　中國年產稻米近2億噸，10％即達2000萬噸。如此龐大的數字足以說明問題之嚴重。潘根興團隊的研究還表明，中國稻米重金屬污染以南方秈米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為烈。2008年4月，潘又帶領他的研究小組從江西、湖南、廣東等省農貿市場隨機取樣63份，實驗結果證實60％以上大米鎘含量超過國家限值。數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種植超級雜交稻比常規稻更易吸收鎘，但此因之外，南方諸省大米的鎘污染問題仍然異常嚴峻。

　　潘根興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稻米污染的嚴峻形勢在短期內不可能根本改觀。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研究員，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與修復研究。他對本刊記者說，中國的重金屬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則顯得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廣西等省區的部分地方，則出現一些連片的分布。

　　陳同斌對廣為流傳的中國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屬污染的說法持有異議。他根據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積調查估算，重金屬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較大。其中，受鎘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約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陳同斌的估計屬實，以中國18億畝耕地推算，被鎘、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億畝，僅鎘污染的土地也許就達到8000萬畝左右。

　　讓人心情沉重的是，這些污染區多數仍在種植稻米，而農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僅如此，被重金屬污染的稻米還流向了市場。中國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屬污染的稻米之前幾不設防。

　　追蹤鎘污染

　　湖南株洲新馬村、廣東大寶山等多個地區，稻米均被嚴重污染

　　距廣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馬村，2006年1月發生震動全國的鎘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經過體檢被判定為慢性輕度鎘中毒。當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調查結果，認為該村飲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鎘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鎘污染，稻谷中重金屬嚴重超標。

　　2011年1月，本刊記者再次來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區馬家河鎮的這個村子。該村及相鄰兩村共計千余畝土地已被當地宣布棄耕。村民至今認為，原先村中開辦的摩托車配件廠向地下排放含鎘廢水是村民鎘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過，政府力主的稻米鎘污染也被村民認為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地政府至今沒有正式公布該村稻米中的鎘含量。南京農大農研所潘根興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間向該村村民索要過兩份原產米作實驗室化驗，結果顯示，其鎘含量分別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國家標準的2.5倍。

　　株洲新馬村耕地中的鎘污染，主要來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國受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新馬村上游數公里的霞灣工業區即是湘江重金屬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

　　在株洲市數個工業區周邊，數十平方公里的農田被重金屬成片污染。位于霞灣工業區邊緣的新橋村村民向本刊記者證實，新橋、霞灣和建設等村數千畝土地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就被霞灣工業區排放的重金屬廢水污染。當地政府每年向每畝稻田發放800斤稻米的補貼，這樣的補貼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兩岸有數量龐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論上，它們受污染的可能性極大，但這方面的研究和數字較為缺乏。湘潭市環保協會副理事長王國祥曾出資檢測湘潭縣易俗河鎮煙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況，結果土壤含鎘量和稻米含鎘量均嚴重超標。

　　2008年新馬村那次取樣前后，潘根興一行還專赴其余數個被媒體廣為報道的鎘污染地區進行稻米取樣。這些地方有廣東大寶山地區、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區、江西大余漂塘地區等。經實驗，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嚴重污染，鎘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達1.0毫克/千克，總體是國家限值的2倍至5倍。

　　48號魔鬼

　　工業革命釋放了鎘這個魔鬼，而水稻是對鎘吸收最強的大宗谷類作物

　　近幾十年間，類似思的村和新馬村鎘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國為數眾多的村莊上演。對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為主食的中國來說，這樣的故事無法讓人感到輕松。

　　鎘是一種銀白色有光澤的重金屬，化學符號Cd，原子序數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與人類生活并不交會。工業革命釋放了這個魔鬼。國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萬噸鎘進入土壤。

　　鎘主要與鋅礦、鉛鋅礦、銅鉛鋅礦等共生。在焙燒上述礦石及濕法取礦時，鎘被釋放到廢水廢渣中。如開礦過程及尾礦管理不當，鎘就會主要通過水源進入土壤和農田。美國農業部專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對鎘吸收最強的大宗谷類作物，其籽粒鎘水平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鎘主要在肝、腎部積累，并不會自然消失，經過數年甚至數十年慢性積累后，人體將會出現顯著的鎘中毒癥狀。鎘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徑是，損壞腎功能，導致人體骨骼生長代謝受阻，從而引發骨骼的各種病變。上世紀60年代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響人群達數百人。

　　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太原環境醫學研究所劉占旗等研究人員，曾在2000年前后調查國內某鉛鋅礦污染區260名有20年以上鎘接觸者。其中84名接觸者骨質密度低于正常，他們多數訴稱身體有莫名疼痛，而最嚴重的22名接觸者中有19名出現不同程度的骨質疏松和軟化。

　　更有學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國南方某些鉛鋅礦區域中，人群癌癥高發率與死亡率與土壤鎘含量及鎘超標大米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除了鎘，其他重金屬也在侵蝕著中國的稻田和大米。

　　例如，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所馮新斌團隊以貴州多個汞污染地區為例，在2010年9月美國《環境健康展望》雜志發表論文說，中國內陸居民攝入水俁病元兇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魚類;浙江大學張俊會在2009年的博士論文中分析，浙江臺州9個有電子廢物拆解歷史的自然村中，其中7個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鎘、銅、鋅復合污染;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李永華團隊2008年的研究則表明，湖南湘西鉛鋅礦區稻米鉛、砷污染嚴重。

　　體制放大鏡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卻仍然長年食用。一位村民說：“有錢的用錢扛，沒錢的有命扛”

　　面對被重金屬污染的大米，人們往往束手無策。本刊記者在株洲新馬村附近的新橋村采訪時發現，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卻仍然長年食用。一位村民對此表示無奈，她說：“有錢的用錢扛，沒錢的有命扛。”

　　這位村民道出的一個南方農村現實是：每人只有幾分田，土地僅夠產出口糧。假如賣污染米再買凈米，其間較大的差價也會推高他們的生活成本。

　　多位學者指出，中國現行的土地承包到戶制度，以及農民口糧基本自給等現實國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屬污染問題。

　　潘根興認為，西方國家土地私有，農地主要由農場主和大公司種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屬污染，出于維護整體利益考慮，農場主或大公司很快會選擇棄耕或調整作物。而中國的農民出現污染后個人無力應對，只能選擇被動承受。

　　學者表示，西方國家比中國更重視企業經濟行為的環境負外部性，一般要求企業向政府繳納環境維保基金，這筆資金在多數情況下可以應對包括土壤污染在內的環境問題。而中國政府缺少這樣的制度安排，客觀上鼓勵了環境負外部性的產生。

　　此外，政府對土壤污染信息的習慣性封鎖，導致官民之間嚴重地信息不對稱，更多的自耕農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食用了重金屬超標大米。

　　獨特的飲食習慣也導致大米重金屬污染在中國更為突出。稻米并非多數西方國家絕對主食，但65%的中國人以稻米為絕對主食。有學者計算，即便稻米達到國家限定的鎘含量0.2毫克/千克，中國南方人每日攝入鎘的總量也大大超出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限定額。

　　鎘米不設防

　　數量眾多的重金屬超標大米只要被允許種植，必然會有人受害

　　在幾乎沒有監管或者沒有有效監管的現實下，重金屬超標大米享受著讓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數地方因為極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數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農，均可以自由選擇種植作物種類，包括稻米。廣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橋村的農民，就沒有收到任何來自政府方面的種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屬超標大米在市場上流通時被檢出，政府部門通常沒有對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給出意見。

　　實際上，重金屬超標大米在現實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對外銷售，因此，雖然多數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當數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場。

　　近幾年，由于國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屬超標大米大概很難出現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縣市以及鄉鎮的農貿市場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勝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檢中，檢出邛崍市瑞泰米業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業有限公司生產的大米鎘超標，要求兩企業整改。按照中國現行的食品質量管理法規，兩家企業因生產銷售鎘超標大米是違法的，接受處罰天經地義。

　　但兩家企業表達了委屈：第一，企業在購進大米時，本著就近原則收購，由于中間商的收購渠道復雜，無法判斷哪個區域含鎘，無法從進貨原材料上控制;第二，鎘超標與企業生產工藝沒有關系，應與土壤含鎘有關。

　　學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頭上禁止重金屬超標大米，即允許在污染土壤上種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屬超標大米，這是自相矛盾的，在現實中也是難以執行的。

　　一個不容樂觀的事實是，數量眾多的重金屬超標大米只要被允許種植，必然會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認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屬超標大米畢竟只是少數，由于不斷更換所消費大米品種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屬超標大米，危害也較小。

　　但陳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觀察發現，隨著土壤污染區農村居民生活日漸富裕和健康意識的增強，他們更趨向于將重金屬超標大米賣到城市，再換回干凈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屬毒害的風險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環保協會副理事長王國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區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樣，與其合作的長沙某醫療機構據此檢測出一個嚇人的結果：30%的人尿液鎘超標，10%的人按國家職業病防治標準需要專業治療。由于種種限制，王沒能開展更多的檢測。有研究人員認為，那些鎘超標的湘潭市民除了飲湘江水的原因，很難說沒有鎘超標稻米的影響，因為在湘潭市場上也購到過鎘米。

　　不管官員與民眾愿意與否，多位學者認為，有一個趨勢值得注意，即未來中國農產品安全問題中，重金屬污染將取代農藥，成為事故多發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