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獨立第三方檢測”也越來越受到了公眾的關注和歡迎。過去的幾年時間中,有媒體發布過各種“檢測結果”。這些檢測,普遍選擇了社會關注度很高的食品和檢測項目,最近的“草莓中檢出致癌物,含量超歐盟標準7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然而,這些成為了熱點新聞的檢測,絕大多數最后都被證實為存在缺陷,最后的結論也就不靠譜。檢測,變成了聳人聽聞吸引眼球的工具而已。
一個合格的“獨立第三方檢測”,應該如何做呢?它包含四個元素——只有每個元素都靠譜,才能得到靠譜的結論。
合格取樣是基礎
要得到真實有效的檢測結果,首要條件就是所檢測的樣品代表了真實的情況。如果取樣的過程不合格,那么得到的結果就毫無意義。比如媒體曾經熱炒過的“制冰機的冰塊細菌數比馬桶還多”,就是一個胡亂取樣的典型。我們周圍的環境中充滿了細菌,一個沒有受過無菌操作的把媒體從業者,拿了個杯子把冰塊裝起來,這樣的取樣過程完全可能引入外部細菌。而在這些冰塊送到檢測實驗室的過程中,細菌還會繼續增殖。最后,檢測到的細菌數跟制冰機中的已經完全不同了。
除了取樣過程中可能引入的“污染”,樣品的代表性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因為樣品檢測通常需要不菲的開銷,很多媒體一般只送了有限的幾個樣品,最后卻要得到“廣泛”的結論。比如選擇性地選了幾個小作坊的產品,就推而廣之“市場上的XX產品如何如何”。
取樣的代表性跟結論的范圍密切相關,比如檢測的樣品是某品牌的一個樣品,那么只能得出“某品牌某一批次的某款產品如何如何”;要對“某品牌的某款產品”做出結論,那么至少要測多個批次的樣品;如果要評價“某品牌的產品”,那么就必須檢測該品牌的多款產品;而要說“某產品如何如何”,那么就需要檢測能夠占領大多數市場的各品牌產品了。
專業人員是保障
檢測方法是死的,它必須要人來執行。食品中成分檢測,一般都需要進行樣品預處理、目標成分的分離富集、產生與記錄信號等等。在很多步驟中,操作條件的細節變化就可能引入一定的誤差。而多個步驟的誤差累加,結果就可能相差巨大。
所以,標準方法中會盡可能地規范化,減少模糊空間。其目標在于,不同的實驗室、不同的分析員、不同的日期,分析同一個樣品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要達到這樣的狀態,需要分析人員進行反復的訓練和練習。一個檢測機構的分析人員們能夠對某一項檢測達到這種狀態,才能夠得到政府部門或者權威機構的“認證”。他們出具的檢測報告,才具有法律效力。
從學術水平上說,研究機構的教授和研究生們,一般要比專門的實驗人員要高。但是,研究機構的實驗室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來來往往的研究生們所需要的檢測也不盡相同,他 們的檢測分析一般是為了發現和總結規律,并不需要與國家標準相比。所以,大多數大學或研究所實驗室,并沒有獲得權威認證。許多媒體熱衷去找大學實驗室進行檢測,其結果也就不見得可靠。比如草莓中檢測出并不存在的乙草胺,就是由未經認證的農學院實驗室檢測出來的。
規范方法是核心
通過合格的取樣流程取得了具有代表性的樣品,只是有了有效檢測的基礎。下一個關鍵的要素是規范的檢測方法。食品是成分復雜的混合物,要準確地檢測出其中某種成分的含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與安全有關的成分,往往含量極低。
任何一種檢測方法,基本上都是把目標成分進行富集,再通過一些特定的處理,讓它產生特異性的信號。通過檢測這些信號的強弱,去推算它的含量。也就是說,如果食品中有其他原因產生同樣的信號——比如操作過程中混入了其他能產生相同信號的污染,或者儀器發生故障,那么檢測到的結果就可能是“無中生有”或者“虛高”的。草莓中檢測出乙草胺,很可能就是這樣的情況。同樣,如果其中混入了干擾信號產生的污染物,使得應該產生的信號被“屏蔽”了,或者儀器故障使得信號沒有正常產生,那么也就可能“漏檢”了。
為了避免這些潛在的問題,任何一種列入國家標準的成分,都會有一個標準的檢測方法。而國家標準中的指標,也是針對通過這個檢測方法得到的數據來設定的。一些媒體在做“檢測“時,把樣品送到某個大學的實驗室,由研究生們選一個他們認為合適的方法來檢測。研究生們在研究中采用的檢測方法,對于他們所研究的體系可能是適當、“準確”的,他們還可以對方法自由地進行“改進”。但這些“研究方法”跟國標規定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應付起食品體系中可能存在的“無中生有”或者“漏檢”,未必得心應手。這樣得到的結果去跟國家標準相比來談論“超標”,實際上是無效的。
科學解讀是關鍵
媒體所進行的“獨立第三方檢測”,最關鍵的是科學解讀。這個解讀包括對數據可靠性的判斷,數據成因的分析,以及從數據可以得出的結論。
人們經常說“讓數據說話”。但要讓數據說出靠譜的話,首先要數據是靠譜的。如果媒體在拿到數據的時候能找一些專業人士來解讀,那么就會知道取冰塊測細菌的那個檢測不靠譜,得到的數據也不能拿去跟國標比較。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草莓中檢測出了乙草胺,專業人士會指出根據乙草胺的使用特征,這些數據很可疑。而紅燒肉和紅燒魚經過隔夜放置之后,發現“亞硝酸鹽含量上升”,也難以得到合理解釋,結果存疑。
媒體做檢測,當然得到“驚人”的結果才能吸引眼球,所以曲解、夸大檢測結果是司空見慣的做法。比如每一次“檢出”有害物質,就會寫“專家表示,長期大量食用會導致XX”;如果超標,就直接定義為“毒食”。
除了數據可靠性的判斷,面對媒體認為“異常”的檢測結果,科學解讀還應該分析異常來自于哪里。有的異常是生產者故意作惡,那么就是違法犯罪,比如加工肉中的亞硝酸鹽含量超標,就應該是生產者濫用了防腐劑;有的異常是生產事故,雖然廠家應該承擔質控不嚴的責任,但畢竟只是事故而不是犯罪,只要廠家承擔責任進行整改也就可以接受;還有的“異常”只是正常含量偏高,既不是濫用,也不是生產事故--如果“異常”依然在國家標準許可的范圍內,那么就不該吹毛求疵,如果是超出了標準,那么只要廠家愿意采取積極措施召回產品,也應該報以寬容。
實際上,國家標準不是安全與有害的分界線,而是一個安全警戒線。就像一條河,會在距離水較遠的地方劃出警戒線--警戒線距離危險還有相當的距離,他的作用是把越線的人拉回來,從而保障安全,而不是說過線了就會落水。合格的專家解讀,會闡明超標成分的含量是多少,人們因為它而攝入的量是多少,與“安全攝入量”相比還有多遠的距離,而不是通過聳人聽聞的恐嚇讓大家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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