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高碳發展不是必由之路

　　我國政府6月30日發布了《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這一文件，闡明了中國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與相應的政策措施，這不僅將積極推動國際氣候談判，促進合理的國際氣候制度的建立，也將有力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低碳轉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成就顯著。同時，粗放的發展方式造就了復合型、壓縮型和結構型的環境污染問題，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迅速增加，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6噸/人·年）已逼近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水平。中國一些較發達地區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達10噸/人·年以上，超過了歐、日歷史上人均年排放的峰值，而且還在增長中。

　　處在現代化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適當偏重，單位GDP能耗適度偏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隨著國家進入“中等收入”水平，還繼續以GDP論英雄，依舊粗放發展，以為要走向現代化就得走“先高碳、先污染”這條路，甚至把我們的人均能耗、人均排放搞得比一些發達國家歷史上的峰值水平還高，那就會落入不可持續的困境。

　　主要發達國家幾十年來形成的人均能耗和相應的碳排放，呈現出差異甚大的兩種類型：美國、加拿大等國的人均年能源消耗超過10噸標煤，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高達18噸左右，顯然這是一種無法推廣、不該效法的模式；而另一類發達國家（包括歐盟主要國家和日本）的人均年能耗則穩定在5~6噸標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約6~9噸，僅為美、加的一半或1/3。而歐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水平與美國相當。

　　由于發展方式和政策導向不同，歐、日等國已走出了一條較為低碳的發展路徑，證明了走較為低碳道路的可行性，而且歐洲還在力求進一步降低人均碳排放。各國“環境——經濟庫茲涅茲曲線”的模樣雖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那個“倒U形”曲線的頂部高度卻可相差不止一倍！這對我國選擇發展路徑是極有啟示意義的。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避免盲目跟隨美、加模式，走“先高碳后迫降”的冤枉路。

　　顯然，高碳發展不是通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認清國情，我國尤其需要低碳發展。第一，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短缺，是一個基本國情，我們沒有粗放發展的資本和理由；第二，環境容量有限，是另一個基本國情，我國東部的單位國土面積上消耗的煤炭是全世界平均值的12倍，我國東部的環境負荷是全球平均值的數倍；第三，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的比例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數據表明：我國空氣的PM2.5構成中，源于煤炭和石油燃燒的粒子占了一大半，而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煤炭和石油燃燒排放也占了一大半，說明綠色和低碳有很強的協同性，工作方向上有高度的一致性；第四，我國生態環境的自然稟賦比較脆弱，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我國更需要重視“在保護中發展”。

　　現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不僅是一個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變化，而且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機遇：實現由追求數量向追求質量的轉變；由低端產業向新型產業的轉變；由傳統發展路徑向創新驅動路徑的轉變。轉向低碳發展并不容易，粗放發展的慣性很強，要轉變對高碳發展的路徑依賴需要作出非凡努力。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推動低碳轉型的重要動力，是我國自身的戰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