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DA重度科普：為什么要淘汰水銀溫度計和水銀血壓計？

　　 “在國外，打碎溫度計是件很嚴重的事，要上報醫院管理委員會，委員會還要專門撥一筆錢來處理這個污染”。

　　“每次有人問體溫計打碎了怎么辦，我仍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北京師范大學環境歷史學博士毛達說。他曾經是北京地球村的志愿者，這個非官方組織6年來致力于宣傳汞污染的危害。

　　1克汞的旅程

　　事實上，不少醫護人員對這個問題也是一無所知，而專家們給出的建議又“很難在普通家庭中實現”。 撒硫磺，使其形成形態穩定的硫化汞；或是用注射器將汞滴吸起，再用水封存。在“環境健康與醫療汞管理研討會”上，醫院代表給出了一種更實在的方法，“掃起來倒進下水道，開窗通風”。

　　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所研究員馮新斌從事“汞研究”已逾10年。最近，他不小心在臥室內打破了兩支水銀溫度計。這位專業人士在開窗通風前，先是興致勃勃地將測量汞濃度的儀器搬進臥室，發現“比室外大氣中的汞濃度高出1000倍”。

　　盡管他迅速撒硫磺并開窗通風，但直到一個月后，室內汞濃度才慢慢恢復正常。可是，這些辦法并不會使那些泄漏的汞消失，它們只是進入了一個更加復雜的循環系統。

　　體溫計里的1克汞可能開始一段這樣的旅程：變成汞蒸汽進入大氣，由于存在期為一年左右，它完全有機會漂洋過海，做一個環球旅行。亞歐大陸上的1克汞可能會隨大氣流向北美地區，并在一些“敏感的湖泊”沉降。

　　湖泊內一些吸收無機汞的細菌，在代謝過程中將其轉變為甲基汞，這是一種“毒性更強”的化合物。甲基汞被浮游生物食用后，正式進入食物鏈：它先后進入更高級的魚及以魚為食的海獺等高級動物。在這個生物富集過程中，甲基汞被不斷“放大”。

　　美國國家野生動物聯盟的一項數據顯示：1克汞經大氣傳播后，可能使一個101170平方米的湖泊中，所有的野生魚類污染至不安全食用標準。在整個生物富集的過程中，“越處于生物鏈的上層越倒霉”，最終受害者將是湖泊附近以魚為主要食物的居民。

　　這時再去回想初中時，物理老師教我們在使用體溫計時“先甩一下”，顯得有些諷刺。在一家國際醫護系統聯盟提供的報告上，這個動作大大提高了“破損的危險系數”。

　　環保人士更愿意將這視為一個“公平問題”，因為打碎體溫計的受害者可能是遠在另一個大陸上的陌生人。北京地球村的謝新源總是這樣追問：“如果你造成的污染，會讓這個地球上其他地區的人受害，你會愿意為此放棄使用水銀溫度計嗎？”

　　一場并不轟動的“醫療無汞化”運動

　　如今，醫療無汞化逐漸成為國際醫療衛生安全的標準之一。2007年底，美國已經有13個州通過立法，禁止使用含汞溫度計，替代之以更安全的電子產品。包括瑞典、荷蘭和丹麥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也已經禁止使用含汞溫度計、血壓測量器械以及許多其他含汞設備。歐洲議會也已經通過立法，禁止歐盟各國使用含汞溫度計。

　　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顧問大衛·利奈特認為，就像面對氣候變化問題時一樣，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汞輸出國極可能陷入尷尬。因為歐洲從2011年開始，美國從2013年開始，“整個汞產品的進口會被禁止，使它不再出現在市場當中”。世界衛生組織也建立起一個全球的汞消除計劃，目標是在2017年全球減少含汞體溫計和血壓計需求的70％。

　　相比之下，直到2006年，中國才開展“無汞醫療”活動。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與美國環境保護署合作，旨在“減少中國衛生保健產品汞含量”。北京天壇醫院和積水潭醫院成為試點醫院，并且制訂了減少30％含汞器械的目標。

　　這其實是個艱巨的任務。傳統的體溫計只需一兩元錢一支，而電子體溫計價格在100元左右。老式水銀血壓計價格是100多元，可積水潭醫院最后替代的機械血壓計卻要1700多元。

　　這家醫院在器械替代中支出了約60萬元，“都是醫院自己掏，沒有經濟效益，只承擔了社會責任。”積水潭醫院器械科科長楊旭波說。

　　這種替代也面臨著技術上的挑戰。電子血壓計有時“測不準”，甚至廠家都會在產品上主動標出“僅作為參考標準”。最后，每個病房不得不保留一臺水銀式血壓計。

　　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的徐珊認為，含汞醫療產品是國家戰略儲備的重要物資，“不能說大家覺得有污染就不去生產，一旦出現災情疫情時，臨時采購是不可以的。”2008年，為了生產這些被視為精標準的水銀血壓計和體溫計，中國耗汞量大約為227噸。

　　生產水銀溫度計的江蘇某醫療設備有限公司負責人指出：“如果我們國家的無汞替代操之過急，難免一些國外的利益集團憑借著起步較早，技術先進進行壟斷。人家會坐享無風險的利潤，必將危害本土企業和國家的利益。” 這些汞產品公司暫時可以松一口氣，“中美減汞”隨著2007年項目到期而告一段落。

　　“只進行了一年。”北京天壇醫院負責健康教育的醫師倪富強說。第二年夏天，他受北京市衛生局的委托，編寫了一本《無汞醫療指導手冊》，該部門當時聲稱，未來要在北京市的20家醫院推行“無汞醫療”。但直到今天，《手冊》的初稿還靜靜地躺在倪富強的寫字臺上，無汞醫院的計劃也沒了下文。

　　“身為含汞產品的主要使用者，醫院能通過減少使用汞及排放汞來扮演保護大眾健康的主要角色。”——《中美減汞合作宣言》中的愿景似乎仍然只存在于曾經的兩個試點醫院中。

　　在一些醫院看來，自愿減汞不太現實，因為含汞醫療器械數量多少并不在各項評比范圍內，比如“百姓放心醫院”的評選標準里就沒有。

　　汞垃圾去處——無人可答

　　盡管北京地球村的工作者認為，禁汞的關鍵在于政府的環保部門，但他們現在似乎從一種新生力量中看到了希望。王海龍是天津血液病醫院麻醉科醫生，同時也是環保志愿者。他總是在各個護理學會或醫學會上宣傳汞的危害。

　　“可是我現在能做到的只是推廣概念。”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據他所知，在天津，擁有醫生和志愿者雙重身份的只有他一個人。在他看來，“醫療汞占整個汞污染的十分之一”，這樣大的比重或許是中國在無汞醫療“試水”的原因。

　　由于“對醫院的環保標準要求很低”，環保工作者期待著行政力量干預醫院減汞。目前，中國的一些醫院在處理破碎含汞儀器時，采用了和美國相同的技術，“但在國外，打碎溫度計是件很嚴重的事，要上報醫院管理委員會，委員會還要專門撥一筆錢來處理這個污染”。

　　另一方面，科學家至今沒有找到針對汞污染的有效修復方法。為了實地研究汞，馮新斌將自己的家和實驗室都遷到了貴州省。在這個以銅仁汞礦著稱的省份，有傳聞，當地人害怕中毒到了不喝當地的水、不吃當地的菜的程度。也正是在這個并不怎么吃魚的地方，馮新斌發現，由于水稻果實“特別喜歡富集甲基汞”，致使當地人體內汞含量超標。

　　比起小礦區里“土法煉汞”使工人長期在汞蒸汽下暴露，食物內的甲基汞更為可怕，“對大腦和中樞神經的損害是不可逆的”。

　　和魚類相比，水稻中甲基汞含量要低5?10倍，“盡管現在還沒有看出甲基汞水稻的危害，但對心血管健康和兒童智商到底有沒有影響，這些都是隱性的”。

　　這個“不怕吃當地米”的科學家，正在尋求解決汞困境的辦法，比如讓當地的老百姓改種玉米。他還正在尋找超富集汞的植物，用以吸收土壤中的汞，或是本身不吸收汞但可以固定汞使其不在土壤中遷移。

　　但環境中的汞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動著。聽說野生食肉魚里含甲基汞后，田向陽吃飯的時候“不敢吃魚了”。根據《健康加拿大》的消費指南，鯊魚、旗魚、金槍魚僅應“偶爾食用”，孕婦、育齡期婦女和兒童“不應超過每月一餐”。另外，一本雜志甚至告訴讀者，海產干貨的毒性“高于新鮮魚類30倍”。

　　這些毒素，有可能就源于一支在幾千公里外被打碎了的水銀體溫計。

　　盡管“汞廢棄物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杜絕使用汞以及含汞產品”，但沒有人知道在曾經的“無汞醫療”中，那些被替代掉的含汞器械是否已經不再可能形成污染。

　　至少，在被問到這些含有大量水銀的“定時炸彈”究竟被如何處理時，那些接受采訪的人表現出了和記者一樣的迷茫：“我也不知道它們究竟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