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治理：從總量控制到精細管理

　　 7月28日，北京申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代表團成員申雪、趙宏博夫婦在吉隆坡盛貿酒店接受媒體采訪。

　　面對霧霾天氣是否會影響奧運選手的疑問，申雪強調，無論最終申奧成功與否，中國政府肯定都會持續地想盡辦法改善空氣質量。趙宏博則立即補充：“我們也居住在北京，能明顯感受到中國政府改善大氣污染的力度。我和申雪的孩子也還很小，她也需要呼吸大自然的空氣。”

　　三天后，北京與張家口聯合獲得2022年冬奧會舉辦權時，我們不禁又有疑問，空氣質量情況真的能如申雪、趙宏博等人期待的那樣嗎？我們能否跨越短暫的“APEC藍”，到2022年實現長期的藍天？

　　“除霾”行動：信息公開不充分

　　國務院于2013年正式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國十條”），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污染防治。這一年多來，各省（市）的空氣污染治理“成績單”究竟如何？

　　從數據看，中國大多數省份的空氣要比一年多前更“清潔”，但是京津冀及周邊區域的形勢卻不容樂觀。

　　7月31日，記者獲得一份《中國空氣質量管理評估報告（2015）簡版》（以下簡稱《報告》）。這份報告由中國清潔空氣聯盟秘書處（清潔空氣創新中心）聯合多位環境專家提供，以環境狀況公報及其他公開數據為基礎，從空氣質量狀況、污染物排放控制進展、空氣質量管理進展、空氣污染治理困難程度等多角度梳理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之外的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2014年的表現。

　　《報告》通過對PM2.5數據的分析，顯示2014年交出優異“成績單”的前三甲是山西、山東和上海，這3個省市的PM2.5年均濃度比上一年降了16.7%、16.3%和16.1%。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以及河南形成了一個大面積的連續的PM2.5嚴重污染區域，其中河南的污染狀況十分嚴重。

　　對PM10數據的分析則顯示，海南、云南、廣東、貴州、黑龍江和廣西等6個省（自治區）達標，成績處于前列。然而，與2013年相比，卻有10個省（市）的數據不降反升，這10個省（市）主要分布在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

　　臭氧（O3）除北京之外其他公布數據的省（市）均達標，二氧化氮（NO2）有5省（市）超標，其中北京和天津超標最多。二氧化硫（SO2）雖然全部省（市）年均濃度均達標，但在采暖期北方地區超標情況依然不容忽視。

　　中國清潔空氣聯盟秘書處高級項目經理王麗莎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隨著“新環保法”的出臺，中央和地方在立法和標準制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空氣質量監測網絡建設在全國范圍內大幅推進。北京、天津等多省（市）通過提高排污收費、加大行政處罰等經濟措施進行污染防治也取得初步成效。

　　王麗莎參與了這次空氣質量的調研。然而，她在調研中發現，全國大部分省（市）信息公開程度依然不夠理想，30個省（市）信息公開程度總體得分率為59.5%。

　　“空氣質量的實時監測歷史數據均不可追溯，空氣污染防治行動方案實施效果評估大都未對公眾公開，只有天津首次作出了嘗試。”王麗莎說。

　　經濟下行與空氣治理：非線性關系

　　空氣質量信息公開問題尚待解，大氣保護又牽扯到產業發展的問題。有觀點認為，當前環境保護的力度，尤其是空氣質量與經濟下行有著相互作用的關系。

　　“1600家高污染企業要遷出去，可以說這部分經濟下行了，但其他的一些領域，如文化創意、服務業等大規模產生了。”北京師范大學全球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顯強向《中國科學報》指出，經濟下行與空氣質量保護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當這些產業下行時，要素會流動到其他新興產業造成上行。

　　而與大氣產業直接相關的領域確實會受到空氣質量管理的影響。比如，末端治理的措施、脫硫、脫銷、除塵等環保產業和直接治理大氣污染相關。毛顯強認為，這些產業在大氣治理下具有發展潛力，與之相關的檢測設備及服務，甚至包括一些環境管理的咨詢業也都可能存在較大發展空間。

　　大氣“國十條”出臺時，將獲1.7萬億元投資的消息曾引爆環保產業。

　　中國清潔空氣聯盟秘書長解洪興透露：“根據最新版的研究數據，這個數字可能又提高了一些，從傳統污染治理的角度進行核算，包括火電廠的治理、排放等其實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除了火電廠以外，如水泥、鋼鐵這些領域的治理其實還處于比較初期的階段，末端治理工作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但是，大氣污染治理不能只關注到直接產生作用的點。毛顯強強調：“那些作用是有限的，其實對于大氣環境質量改善起更大作用的是經濟結構、規模和效益。”

　　經濟下行對大氣治理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解洪興分析：經濟下行對于高污染行業發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從環境管理的角度看，經濟下行其實正好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淘汰落后產能的好時機。如果繼續生產可能會增加成本，如果讓落后、高污染的產能退出，對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清潔化非常有幫助。政府和企業都有動力。

　　不過，產業結構調整面臨不小的壓力。《報告》顯示，山東、江西、遼寧、河北、寧夏、青海和江蘇等7省（自治區）第二產業占比高且重污染行業GDP占比大于60%，產業結構調整壓力大；山西、內蒙古、寧夏、貴州、安徽、河北、陜西等7省（自治區）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占比均高達80%以上，能源結構清潔化壓力較大；上海單位面積煤炭消耗量遠高于全國平均值，且上海、江蘇、浙江的單位面積煤炭消耗量分列全國的第1、3、8位，聚集形成一個高耗煤地區，對空氣質量形成很大挑戰。

　　《報告》也總結及建議，空氣污染治理困難程度總體較大，未來產業結構調整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是重要方向，機動車的污染控制也非常重要。

　　精細化管理：從省到局部

　　在面對這份空氣質量成績單時，除了考慮信息公開及產業結構調整的難題，如何從宏觀決策及源頭上進行精細化管理也是業內十分重視的問題。

　　2013年9月，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同年10月，環境部下發《環境空氣質量評價技術規范（試行）》。業界認為，這是推動大氣精細化管理的一個重要舉措。

　　但是，大氣精細化管理到底能做到多細？當前的管理軟件和硬件能力是否能和精細化治理目標相匹配？

　　“達標規劃關注的是空氣質量，而不是污染減排，這其實也是大氣治理從總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控制過渡到質量控制特別顯著的標志。”解洪興指出，開展這樣的達標規劃在中國面臨巨大挑戰，“這個最大的挑戰可能還是在人員、相關技術支持和資金的投入上。”

　　精細化管理除了需要專業的大氣污染防治人員參與，也應依靠第三方市場。

　　“現在強調政府采購服務，有一些決策支持的工作其實可由科研院所、咨詢公司來承擔，如果把第三方市場培育起來，有更多的人能通過市場方式積極主動參與進來，這部分的力量比較容易補齊。”解洪興說。

　　國家現在搞環境達標評比，環境質量控制在以前的總量控制基礎上有很大進步，但環保部政研中心研究員王華認為環境評價達標項目還很不到位。

　　“一個省可能平均已經達標了，但是省內很多地方是超標的，指標沒有將這種情況考慮進去。”王華建議，不能用統一的標準來要求。

　　毛顯強則建議，從宏觀決策的精細化上還可以借鑒美國環保部門的方式：環境經濟局專門作環境經濟核算和評估，作好評估之后再決策，如標準的制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