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重金屬猛于農藥 說不清數據，缺乏法律規范，資金投入有限……土壤的重金屬污染防治困難重重 最近，“10%左右的市售大米鎘超標，可能引發骨痛病”的消息見諸報端后，讓湖南省株洲市馬家河鎮新馬村村民再次回想起五年前的那次經歷：2006年農歷 正月，新馬村66歲的村民羅少坤在長期渾身無力以及疼痛之后，終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著，村里又有數十名村民出現嘔吐、暈厥等癥狀，恐慌很快就籠罩著 整個村莊。株洲市后來的檢查結果令人震驚：1100多名村民被診斷為鎘超標，其中200多人被認定為嚴重超標。
這起震動全國的鎘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經過體檢被判定為慢性輕度鎘中毒。
村民們也是在媒體曝光后，才知道這種銀白色有光澤的重金屬早已潛伏在自己生活中。如今，他們依然籠罩在重金屬污染的陰影之下。
重金屬污染陰影 株洲新馬村耕地中的鎘污染，主要來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國受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河流，這條灌溉了半個湖南的“母親河”因為接納了大量工業廢水，使河水中的砷、鎘、鉛的總量占全省排放總量的90%以上。
2006年污染事件后，湖南省政府將新馬村這片區域劃為污染區，污染區的村民不許再種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給予他們每畝500元的補償。該村及相鄰兩村共計千余畝土地已被當地宣布棄耕。
馬家河鎮的中路村，盡管這里也被劃為禁種區域，但是，村民胡自能仍種了四五畝水稻。還沒到春耕時節，胡自能的稻田一片荒涼，只有收割完的“稻 叉”露出水面，下面還有看不見的“重金屬幽靈”。當年湖南省政府對該區域的調查結果顯示：水稻100%鎘超標，葉類菜98%超標，胡自能的稻田也在這個區 域。
胡自能并非不擔心自己的大米會被污染：“村里的人都不敢喝當地的水，有人為此干起了賣水的生意，專門從市里其他地方運水到附近幾個村子去賣，100斤的水可以賣幾塊錢。”不過，他出于省錢考慮還是種了水稻，他說這些稻米主要是供家里五口人食用。
部分村民擅自種植稻米的行為讓天元區原副區長現鎘污染處置工作組常務副組長周光裕感到無能為力。
他介紹，早在兩年多以前，國土、財政、發改委等部門已同意將這片污染區內的農業用地改為建設用地。2008年國土資源部在下發的《國土資源部關 于株洲市重金屬污染土地有關問題的復函》中，允許株洲市對土地實行“征轉分離”，對被鎘污染的核心區域，實施土地功能轉換，即分期分批逐步調整為建設用 地。不過由于所需資金數額巨大，目前暫時只進行了6平方公里土地的轉換。
土壤污染源繁多 實際上，新馬村可以看作是我國近年土壤污染的一個縮影，它們存在著，一旦受到關注，就讓輿論覺得無法輕松――畢竟這些土地上生長的糧食有可能會流進普通人的餐桌。
“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和滯后性等特點，以前我國的重點治理目標集中在水、大氣、固廢污染問題上，政府、學界、公眾對它的關注很不夠，近年來伴隨 一些環境事件的爆發和研究的深入，大家才開始關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屬污染、農藥和有機物污染等多種類型。我國的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屬污染為主。業內估計中國90%左右被污染土壤都與重金屬有關。
重金屬污染的主要來源是化工和礦山，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采礦業的粗放式發展方式，加上科學技術落后、環保投入不足與意識不夠、資源盲目開發，濫挖濫采使得云南、廣西、湖南、四川、貴州等重金屬主產區的土地被日漸污染。
在經濟發達地區，重金屬則來自于工廠，國內三十幾家環保組織聯合發布的《2010IT品牌供應鏈重金屬污染調研》稱，IT企業重金屬污染居首。 一項由原國家環保總局進行的土壤調查結果顯示，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屬污染，且其中10%屬嚴重超標。
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曾希柏曾走遍我國糧食主產區，花費了將近10年的時間研究土壤重金屬污染。他說，除了化工和開采領域，農業、養殖業近年也成了重金屬污染源。
他介紹，由于過度使用化肥，一些磷肥鉀肥和復合肥中鎘含量超標，能夠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鎘，即便是有機肥料也難逃重金屬污染。而在 一些小規模的養殖場，人們常常在豬、雞等農畜的飼料中添加含砷制劑，因為這種重金屬可以殺死豬體內的寄生蟲，促進牲畜生長，甚至可能“讓豬肉的顏色變得更 紅潤”。
這些牲畜的糞便又是農民樂于購買的有機肥料。當含砷的肥料被堆積入田時，肥料內的重金屬就會悄無聲息地潛入地下，并隨著耕種傳遞到農作物中。
“人們吃掉了這些重金屬污染的飼料喂養的豬，又吃掉了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壤中種植出來的蔬菜和糧食，有些人甚至還喝著被重金屬污染的地下水，人體就這樣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擔憂地說。
撲朔迷離的污染面積 那么，中國受重金屬污染土地面積究竟有多少？
一個關于中國耕地重金屬污染的數字反復被媒體引用，即中國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總面積2000萬公頃。不過，這個說法遭到很多專家的質疑。
陳同斌根據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積調查估算，認為重金屬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較大。其中，受鎘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約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重金屬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顯得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廣西等省區的部分地方，則出現一些連片的分布。”他公開表示。
而在曾希柏看來，污染和超標是兩回事，污染是指超標到一定程度。曾希柏認為國內的一些數據是混淆了污染和超標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他估計，重金屬污染在3%左右比較確切。
記者在采訪和查找歷史數據時發現，無論是3%還是10%，無論是專家還是媒體，在發布這些數據時經常會用到“估計”一詞。而數據之間的沖突，也凸顯了學界對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現實。
在全國各地重金屬污染事件集中爆發之前的2005年，環保部、國土資源部即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這是中國首次針對土壤污染的全國性普查，不過結果至今都未公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專家介紹說，環保部之所以不會對外公布數據是因為這是一個抽查的結果，而并非普查，“環保部也擔心媒體用比例換算出污染的面積，即使是百分之幾的污染面積，換算起來這個重金屬污染也夠大。而換算出來的結果可能并不準確。”
雖然沒有確切數據，從官方的種種說法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土壤污染的擔憂。2006年的一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及污染防治專項工作視頻會議上，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的周生賢指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
而此前幾年，環境保護部曾對30萬公頃基本農田保護區(指為了對基本農田實行特殊保護，依照法律程序確定的特定保護區域)土壤有害重金屬抽樣監測發現，有3.6萬公頃土壤重金屬超標，超標率達12.1%。
去年，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國土壤環境保護政策研究”提交專題報告特別提醒：“土壤污染已經達到了一個被國家嚴重關注的關鍵點，需要立即采取緊急和長期的行動。”
防與治都是難題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土壤污染與控制研究室李發生介紹，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口的不斷增加，中國土壤污染總體上呈加劇趨勢。
由于土壤污染延時性的特點，如果不對土壤進行修復，土壤重金屬會不斷累積，現在沒有出現的問題將來也會慢慢出現。
近年來，中國也在進行污染土壤修復的科技攻關，并初步取得一些進展。例如，陳同斌用蜈蚣草來修復被重金屬污染的農地，這種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 相當于普通植物的20萬倍，通過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內，這片土地就可以“恢復健康”，但這種修復耗時較長，難以和污染的速度相抗衡。
曾希柏采用了另一種微生物的修復方法，但他說這類的修復辦法成本太高。此外，修復資金也是一大問題。
“污染土壤的修復治理需要全面考慮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資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國污染土壤修復治理資金缺乏有效保障。”李發生介紹，當 前中國污染土壤調查評估與治理修復工作的資金一般來自政府相關部門和土地開發商，資金來源有限且沒有保障，修復治理工作難以開展，資金問題成為很多污染地 塊再開發的主要障礙。
由于土壤污染形勢嚴峻，立法制定一個專門針對土壤的法律顯得很迫切。目前，中國已有50余部關于環境污染的法規，但是缺乏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控制的專項法律法規。
李發生說，中國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屬立法、立法層級較低等缺陷，在立法內容上存在原則立法過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沒有建立等缺陷。
實際上，中國在2006年已經開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王樹義是立法組的首席專家，2月份他透露，醞釀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將出臺。他說該法最終確定了以“治”為重點，“防治兼顧”的立法方向。
“立法這是必須的，但法立出來后監管和執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認為，目前解決土壤問題最緊迫的依然是從源頭控制污染源，而執法和監管是個普遍問題。
近日，國務院正式批復《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作為我國第一個“十二五”專項規劃，人們期待著這個規劃能提供土壤污染僵局的破解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