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學家田波院士：銳志精研濟蒼生

　　 田波院士最卓越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對國家社稷民生的體貼關懷，心懷蒼生，科研事業高度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此成其“大”；密切關注國際科學前沿，及時追蹤領域最新趨向，活到老學到老，眼界開闊，此成其“高”。

　　田波（1931年12月～）

　　著名病毒學家，中科院院士。山東桓臺人。1954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植保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2001年兼任武漢大學生科院及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1988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9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四十年來，他在病毒研究領域屢有突破——在1954年至1979年研究了病毒與高溫對馬鈴薯花葉型退化的作用，發現病毒感染后在低溫條件下馬鈴薯產生耐病性而不發生退化，所提出的無病毒種薯生產方案在我國廣泛應用；1980年開展亞病毒研究；1983年在國際上首次報道用病毒衛星防治植物病毒病獲得成功，轉讓給日本一家公司；用所設計的切割馬鈴薯類病毒RNA的核酶基因轉化馬鈴薯，可阻斷類病毒復制，獲得抗病馬鈴薯；1989年涉足醫學病毒，在乙肝病毒感染的肝癌組織中發現抗原肽與熱激蛋白gp96的復合物，證明gp96及其N端蛋白有佐劑功能，促進樹突狀細胞成熟，增強細胞和體液免疫；研究了SARS和HIV等病毒融合蛋白的7肽重復序列與細胞融合的分子機制，設計了一種三螺旋蛋白高抗艾滋病病毒。

　　造福民生，社稷情懷

　　田波1931年12月出生于位于魯中平原東北端馬踏湖畔的桓臺縣夏莊。這是一個秀麗淳樸的北方水鄉，蘇東坡曾在此留下了“貪看翠蓋擁紅妝，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卻天機云彩緞，縱教匹練寫秋光”的詩句。田波的祖父是秀才，父親田俊頤接受過較為嚴格的舊式教育，山東桓臺尊師重教唯有讀書高的詩教傳統深深影響著幼年的田波。

　　田波幼年時期正逢日本侵華戰爭，親眼目睹躲避在蘆葦蕩中的村民被日軍槍殺后的慘景，給田波帶來極大的精神刺激，國弱民遭殃，他立志發奮讀書，強國救民。田波小學、初中的教育都是在戰亂時代的顛沛流離中輾轉多地完成的，可謂歷盡艱辛、度盡劫波。高中時代，他先后就讀于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和青島市立高中，借住在六伯父田愚齋家。田愚齋畢業于北洋大學，在南京中央大學附屬高中做老師，是一位愛國情懷洋溢、篤信科學救國強國的新式知識分子，他的言傳身教，對田波的精神成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田波建功立業造福國家的生命信念根深蒂固。

　　1950年，田波考入由北京大學農學院、清華大學農學院和華北大學農學院合并的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攻讀植物病理學。當時中國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系聚集了我國許多著名的植物病理學家，如戴芳蘭、俞大紱、林傳光、裘維蕃和周家熾等教授。大學四年中，田波受到了較好的基礎課教育。在專業課方面，通過病毒學、細菌學和真菌學等課程的深入學習，他對病毒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54年，田波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室工作。在林傳光教授指導下從事病毒在馬鈴薯退化中作用的研究，林傳光是一位在研究上要求嚴格、善于獨立思考和提出新見解的導師。隨著國際上病毒學的迅速發展，田波已不滿足于對病毒生物學的研究，逐步開拓了病毒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曾得到中科院原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曹天欽院士和中科院原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院士的熱情指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田波全身心沉浸于病毒學的鉆研，成了科學院“安鉆迷”的典型，曾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全國青年聯合會會議，受到劉少奇主席的接見。

　　田波一生的科研事業心系社稷民生，極其關注國家重大需求和社會緊迫的現實問題，這使得他的科學人生具有一種濟世情懷。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馬亂的時期，看盡中國人的苦難，為國人的饑餓、疾病所觸動，最早是想學醫以治病救人懸壺濟世。但因故轉到了植物病毒學，也是與社稷民生關系特別密切的學科。當初做馬鈴薯研究，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糧食問題。到后來，他還是過渡到了研究人類疾病病毒。他轉向和人類健康直接相關的這些重大病毒性疾病的研究，是他到武漢大學的重要原因。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愫，使得他沒有把科學事業作為一個謀生的職業，這就是他和其他國外的大科學家一致的地方，他是真的熱愛科研，真的要將畢生奉獻給科研。

　　田波對科學有著高度興趣，也源自他濟世的原動力、內動力。這促使他一直保持對科學的發展，對科學大問題的高度關注。科學家的這種人文情懷，往往是支撐他在科研之路上走得更穩更長更久的內在動力。田波對向社會傳播科學思想、塑造科學精神的科普工作也一向非常積極，他自認對社會負有責任，義不容辭。SARS期間他接受了一些媒體的采訪，從科學的角度把SARS疫情客觀地分析和解釋給公眾，穩定了社會情緒。

　　格局闊大，銳意創新

　　田波的科學研究涉及多個領域，成就斐然。在科研生涯初期，他與導師林傳光先生合作成功找到了馬鈴薯退化原因，研究結果在美國《馬鈴薯》雜志上發表，并獲得了1956年中國科學院研究成果獎。接著，他又尋找到了抑制馬鈴薯退化病的方法，將所得的馬鈴薯原種病毒感染率控制到0.5%以下，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并形成了較完整的無病毒留種體系，推廣面積達1000萬畝以上，使全國馬鈴薯產量提高了30%～50%，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此項技術獲得了1978年中國科學院重大成果獎的第一名和1986年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當時正值建國初期，新中國的一切都在摸索著建設，實驗設備也很簡陋，還沒有分子生物學實驗手段，生化實驗技術也不夠完備，而且缺乏有力度的經費支持。很難想象當時的研究條件有多么艱苦，但田波等老一輩科學家當年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憑借滿腔熱血和非凡的毅力取得了重大進展。

　　上世紀60年代，田波開展了多種植物病毒的生化研究，澄清了一些病毒的鑒定問題，并為以后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打下了基礎。

　　后來，田波成功研制出煙草花葉病毒（TMV）疫苗，這項成果當時迅速在全國20多個省市推廣，為國家挽回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接著，他研究了被稱為是“植物癌癥”的黃瓜花葉病毒（CMV），CMV依靠蚜蟲傳播，蔬菜、水果等植物一旦被其侵害，就會引起葉片卷曲皺縮、植物矮化、果實畸形壞死，嚴重地危害了農業生產。當時找不到抗病的品種和資源，基因技術等手段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對CMV的防控能力非常有限。為探索有效防治CMV的方法，田波領導的科研組于1983年在國際上首次報道了成功應用衛星RNA對黃瓜花葉病毒進行的防治，并提出衛星RNA防病的分子機理，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這一成果獲得了中國科學院1987年科技進步一等獎和1988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田波本人更被提名為美國植物病理學會Ruth Allen獎的侯選人。

　　在此基礎上，田波領導課題組構建成黃瓜花葉病毒衛星RNA和外殼蛋白雙基因表達載體，成功地獲得高度抗病的轉基因煙草和蕃茄。轉基因番茄在田間表現出良好的抗病性，抗病毒轉基因煙草獲中國科學院1990 年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由于在抗病毒基因工程方面的突出成就，田波被邀請成為第八屆國際病毒學會議中“遺傳工程抗病性”討論會主席。

　　在類病毒的研究方面，田波發現轉基因馬鈴薯能有效地抑制PSTVd的復制，成為國際上把核酶對植物病原物抑制水平降低到檢查不出來的第一個例子，該論文于1997年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另外，他還研究乙肝病毒、SARS病毒，多項結果發表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The Lancet）上。尤為可貴的是，這些工作都是在田波七十多歲高齡時帶領課題組完成的。

　　縱觀田波的科研生涯，能夠清晰地感覺到，他擁有非常開闊高瞻的學術視野，總是面向國際，面向學科最前沿，瞄準大問題、大事件，向世界頂尖的科學和科學家學習，不固步自封，拒絕做井底之蛙。

　　更難能可貴的是，田波從植物病毒轉向動物病毒、醫學病毒時，已是院士，年齡已近六旬，轉向的難度之大，常人是不能想象的。高福院士在訪談時道出了其中三昧——

　　“這個你可想而知，他當時已經是院士了，完全可以繼續做他過去的強項，還是在植物病毒、植物生物技術方面，肯定會有很多收獲。他能夠轉過來做動物病毒、醫學病毒和免疫學，實在匪夷所思。要知道當今科技世界，學科發展非常非常快，你要惡補基礎知識就相當相當地難。”

　　“我有一次回國進到他辦公室，他正在讀這么大一本免疫學的書，而且還是英文的。這個學習難度有多大？一方面你過去不是搞這行，這是跨學科的知識，即使是漢語的你也未必能整明白，何況這是套英文原版書？光那些數不清的英語術語就夠折騰的了。搞研究鉆到一個新的行當，從基礎知識到專業術語，一直到前沿科學課題的選擇，都是一道道難關，因為我們是實驗科學，實驗手段的利用，就很需要時間和精力。我非常佩服他，第一是田院士有決心進來。第二，進來后能這么刻苦，最終把它攻下來。第三，攻下來以后，還能夠去做國際一流的、重要的科學問題。這都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個人認為非常非常難。他能夠轉到這個行當，我相信他過去搞植物的這些同行，在這方面的體會比我深。”

　　“轉型之后，他還作出了非常矚目的成績，有些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一、乙肝是我們國家的‘國病’，他做了肝炎的免疫，尤其是肝炎細胞的免疫，發現肝炎在一些特殊病人的群體里面，在抗原加工上的一個重要的過程，他們發現重要的分子，這個是國際一流的科研。二、艾滋病和SARS這種病毒的侵入，我也參與了合作，這些工作也是走在前面的，艾滋病方面他有好幾個ZL，SARS當時也是在《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這一系列的工作，從他發表的雜志就可以看出他對科研前沿的貢獻。去年，他還和他的學生發現了一個分子病毒的受體。這也是國際前沿問題。他這種刻苦鉆研也能夠很快地找到這種國際關注、國際一流、民生特別需要回答的問題。”

　　全局思考，眼光前瞻

　　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邃，這使得田波觀察和評估事物時往往有了別人不容易達到的前瞻性和預見性。在接受訪談時，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郭德銀對他這一點非常敬佩——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國家科研條件非常差的情況下，他選擇了做病毒研究。當時能做的就是這種無毒的植物，他就采取了靜電培養、加熱處理等一系列辦法，能把病毒從植物體內清除，然后再產生新品種，它就可以抗病毒。那個時候在國際上做這些工作也是屬于前沿領域，他在中國無病毒的馬鈴薯生長過程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上世紀70年代以后，國內條件改善，特別是科研條件大有改觀，國際生物科學迅猛發展，就到了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這個時代，這個時候田先生能夠很快瞄準基因工程技術并將其帶進了植物病理學的研究。

　　“另外，他對亞病毒顆粒非常敏銳。科學領域的發展，新的生物體不同的發現也是進步的一個方面。以前我們只知道動物和植物，后來才知道真菌、細菌，再后來才知道病毒，知道病毒以后有了亞病毒，這些方面田先生都非常地敏銳。上世紀70年代剛發現類病毒，他又很快地抓住這種新的致病因子迅速開展研究。所以，他把基因工程技術和新的亞病毒結合在一起，在上世紀80年代就做出了在國際上影響非常大的工作，就是用衛星病毒來防治病毒。病毒雖然不是一個細胞，但是它的衛星病毒又類似它的寄生物一樣，衛星病毒可以防治。后來他又通過去做核酶去降解類病毒，從而來控制病毒，這些在當時也是國際非常前沿的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在國際上影響是相當大的。

　　“他后來又敏銳地意識到現在我們國內病毒學的研究，真正重大的問題是整個健康生命科學領域，也就是人類疾病的問題，于是他就轉到乙肝相關的研究包括病毒如何進入細胞膜、抗病毒的抑制劑這些研究中來。

　　“還有，他感覺這幾十年不斷出現新病毒，對重大的病毒、突發的病毒的暴發他也非常敏銳，這也是他當時為什么到武大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微生物所當時主要還是以植物病毒、真菌病毒為主的，醫學病毒研究根本沒什么條件。武漢大學當時有病毒學基礎，就因為這個意愿，所以他來到了武漢大學。田先生一直能夠看準整個學科的發展，這是促使他一生能夠保持比較高的學科水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一個病毒學家只有深層次地思考這個學科的發展，才能夠站得這么高看這個問題。一般的病毒學家只看看自己研究那一點點工作，這可能就是一個大學者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地方。”

　　作為一流導師和頂級科學家，田波院士最卓越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對國家社稷民生的體貼關懷，心懷蒼生，科研事業高度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此成其“大”；密切關注國際科學前沿，及時追蹤領域最新趨向，活到老學到老，眼界開闊，此成其“高”。一“大”一“高”，這是我們采集小組在與田波和周邊人士的接觸、交流中得到的最深刻印象。

　　在祝福田波生命之樹常青、科研之花明媚的同時，也暗暗希冀新一代科學家能迅速接替上老一輩科學家的衣缽，將其高潔的科學精神代代傳遞，傳承其精華并能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