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大會：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達峰值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昨天在巴黎北部勒布爾熱的會議中心召開，東道主法國總統奧朗德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會場外親自迎接與會的約150個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會議目的在于達成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協議，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避免氣候變化導致的災難性后果。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11次締約方會議11月30日在法國巴黎開幕。與會各方將力爭在未來十余天里，達成一個新的協議，從而敲定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機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開幕式上邀請全體與會代表起立，為最近發生在安卡拉、巴格達、西奈半島上空、貝魯特以及巴黎等地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鐘。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他表示，巴黎協議應該有利于照顧各國國情，應該尊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國內政策、能力建設、經濟、結構方面的差異。應對氣候變化不應該妨礙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發達國家多一點共享，多一點擔當，實現互惠共贏。中國將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實現，屆時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

　　作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合作進程中的關鍵節點，此次會議受到全球高度關注。目前，195個與會國家和經濟體的近萬名代表已到達巴黎。與會者還包括近2000個非政府組織的萬余名代表和3000余名各國記者。

　　《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呼吁各方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認識到彼此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差異，同時堅定不移地作出承諾，為子孫后代帶來福祉。

　　她表示，巴黎是一個了不起的轉折點，但任務尚未完成，與會各方應該利用這個機遇，制定明確的目標和可預測的時間表，以實現科學所確定的全球溫升控制目標。與過去幾次氣候談判不同，此次巴黎會議最大的看點是有百余位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首日會議。美國總統奧巴馬等多國領導人都將發表講話。

　　內存

　　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今年有哪些“大動作”？

　　今年6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法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在會見法國總統奧朗德時宣布，中國政府已制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并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李克強表示，中國政府確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動目標，如：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等。

　　今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與奧巴馬總統共同發表《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雙方承諾攜手與其他國家一道確保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重申各自落實國內氣候政策。習近平主席在訪美期間還宣布出資200億元人民幣(約31億美元)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最貧困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奧朗德11月初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法共同發表了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雙方決心攜手并與其他國家領導人一道努力，達成一項富有雄心、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巴黎協議，考慮到不同國情，同時考慮2℃以內全球溫度目標。

　　釋疑

　　五問巴黎氣候大會

　　問題一：

　　為什么巴黎氣候大會如此受矚目？

　　6年前哥本哈根會議未能就2012年后的全球減排安排達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而此次巴黎氣候大會的焦點在于能否達成“全球減排新協議”。值得一提的是，約150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的巴黎氣候大會開幕式，規模之大、規格之高備受全球矚目。

　　對此，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表示，雖然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也有100余名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參加，但與那次會議不同，這次會議主要是完成2020年后全球氣候減排新安排的談判。因此，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這次會議，是1990年中國參加氣候會議談判以來，第一次由國家最高領導人參加氣候大會。張海濱說：“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參加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是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的背景下，中國最高領導人出現在這個場合傳達了一個信號：應對氣候變化中國給予了最高程度的關注和重視。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愿意以極大的熱情來推動巴黎談判取得新的成功。領導人的出席展示了極大的政治意愿。”

　　問題二：

　　有哪些地方值得關注？

　　氣候變化巴黎大會全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11次締約方大會，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舉行。

　　1995年，第一次締約方大會在德國柏林舉行，之后締約方每年都召開會議。《京都議定書》是1997年第三次締約方會議取得的成果。

　　對于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議題，張海濱解釋道，就是完成2020年后國際氣候新的制度安排。看點之一就是共區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應對氣候變化承擔不同責任）。這個原則一直都是談判的焦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兩大力量，一直都在這個問題上博弈，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區原則”，發達國家拼命要淡化，但總的趨勢還是淡化。

　　張海濱認為，此次大會另一個看點就是“中國氣候”外交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要重新塑造“氣候外交”。中國在此次會議上扮演的角色有兩種：一是中國積極推動會議談判的角色。中國現在心態不同，過去是“以外保內”，現在是“以外促內”，就是我們過去要保護我們的經濟發展空間，但現在中國要綠色發展，這個戰略平臺使“以外促內”成為倒逼機制。第二個是橋梁角色。中國現在身份非常復雜，東部沿海地區有著發達國家的水平，中西部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其實最理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心情。中國處在這樣一個位置，就是團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這有利于塑造南南、南北的關系。

　　張海濱還提到，這次中國赴法國的談判團由發改委牽頭，大概有20多個部門參加。

　　問題三：

　　談判前景如何？

　　分析認為，巴黎協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要形成“2℃”目標實現的約束機制，也就是說地表溫度上升要控制在2℃以內，是被國際社會公認且關系人類發展的重要目標。

　　對于這一目標的談判前景，張海濱認為，應該說這次談判本身是有力度的。目前，各國的INDC（自主減排貢獻）可能很難完成2℃的目標，現在實際可以完成的大概是2.7℃，有些環保組織可能不滿意。但是以務實態度看，和之前達成普遍共識的4℃相比，已經是個很大驚喜。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兩大難點是“減排”和“資金”。張海濱分析稱，資金問題是巴黎氣候大會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問題在履約的時候顯得更加重要，在當下金融危機、恐怖主義困擾西方的前提下，發達國家兌現向發展中國家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難度也比較大。但這次會議不應視為終點，而是新一輪減排協議的起點。

　　據了解，綠色氣候基金是2011年在南非德班召開的第17次締約方會議核心議題之一。其構想是發達國家需在2020年前每年拿出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對于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達成協議的法律約束力，張海濱也指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其實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但是懲罰機制是弱的，這其實反映了環境協議的特點，是“軟法”。

　　問題四：

　　對中國普通人有何影響？

　　張海濱認為，很多人關注“巴黎之后，世界將會怎么樣”這個議題。因為下一步，巴黎就要看各國如何履約，也就是各國如何落實到自己的規劃和戰略里，比如中國“十三五”規劃對于環境的表述，比如目前國家對電動汽車加大支持力度、碳定價等等。

　　問題五：

　　為什么眾多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式？

　　北京青年報記者注意到，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各國國家領導人都是在最后一天出席峰會。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則一改往常，商務部網站消息，約150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開幕式，其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印度總理莫迪等。

　　對于這一細微變化，張海濱指出，法國其實一直都在反思哥本哈根會議為什么會失敗，大家討論后有一個共識，讓國家領導人最后到場參加會議、談判、拍板，其實這錯了，氣候談判高度技術性，領導人談具體的問題，是對談判無利的。法國當時有兩個方案：一個是不要邀請領導人，讓這些部長安安靜靜地談就好了，只要領導人授權了就可以了；第二就是讓領導人來，就不要參加具體談判了，而這種做法其實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政治推動作用，效果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