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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5-12-16 14:07 原文鏈接: 【中國青年報】“誰的研究所?”

      中科院西光所自我革命,參股不控股,孵化70余家高科技企業

      要難倒一位科學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難。有時候只需問,“你們的研究那么高大上,可這究竟有什么用?”對方很可能啞口無言。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以下稱西光所)所長趙衛就遭遇過這種情況。

      盡管他所在的單位,是我國西北地區最大的研究所之一,承擔不少與光學相關的國家任務,但當他把高速攝影、現代光學、光電子學等術語搬出來給外人聽時,卻收效甚微,即便提及嫦娥衛星搭載的光學載荷出自他們之手,也仍會收到一個追問:“這對我們普通民眾有什么用?”

      這個看似過于刁鉆的問題,卻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我國科研論文數量多、成果多,但含金量不高、成果轉化率低的尷尬現狀——根據統計,我國國際科學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也分別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有的國家重點支持的科研項目轉化率還不足1%。

      這背后,又有受到法律法規的約束,科技成果入股成“黃粱一夢”,以及囿于體制機制的限制,科技人員的積極性難以得到激勵等深層次問題。

      這些也都曾讓趙衛頭疼,但如今,他所在的西光所已在很大程度上走出困局,至少從數字上來看是這樣,根據該所統計,截至目前已孵化70余家高科技企業,實現產值12億元,累計吸引社會投資7億元,納稅7000萬元,帶動社會就業3000余人,預計2015年該所收益可達7000萬元。至于他本人,有了這些社會通用的數字語言,再不怕“究竟有什么用”的問題。

      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來到西光所實地探訪。

      沒積極性? 研究所參股但決不控股

      如何把研究所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出去?成立公司,用市場化的方式來運作。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

      但現實情況是,研究所成立的公司,要么是研究所管得太死,缺乏市場活力,難以與市場化的企業抗衡,要么是很快與研究所脫離,缺乏后續科研的支持,也是半死不活。

      趙衛的團隊就曾走過這樣的彎路。

      那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科院的研究院所迎來一波改制潮,辦了不少企業。光機所也成立了一家公司,占股超過九成。然而公司成立十幾年來一直處在盈虧平衡點,無法真正按市場運作,甚為尷尬。

      趙衛曾擔任這家公司的董事長,而其他大股東,則是研究所的其他領導或是研究人員。這么一來,每每召開的董事會,就像舉行研究所的領導班子會議。

      很快,趙衛意識到了問題——把研究所那套決策方式,用在公司上并不適合,一個是科研導向,一個是市場導向,兩者本應該有博弈,但現實情況是,一旦遇到問題,整個公司領導集體都只用研究所的思維方式來考慮,公司的發展,自然排到后面。

      說到底,“科學家并非無所不能,搞市場并非我們所長”,趙衛很清醒地意識到,企業必須適應市場的規則和文化,不能讓孵化的企業又慢慢形成了研究所的文化,進行研究所式的管理。

      2014年,這家公司引入社會資本改制,西光所占股降到30%,不再控股,也不參與企業經營,企業又重新煥發了活力。在趙衛看來,這再一次驗證了那句圈子里的老話:積極性的調動不能空喊口號,實踐證明,股權激勵是最好的激勵手段。

      從那以后,他定下一條規矩,研究所參股,不控股。

      鄭宏志是從美國硅谷回來的海歸人才,懷揣全球領先水平的超低相位噪聲技術,這種技術可以應用于高檔智能手機市場,他當時對國內創業環境一大要求即是“希望投資人進來是少管事的,有事我找你,沒事你少找我”。

      西光所做到了這一點。2014年,鄭宏志依托該所創辦公司,很快融資2000萬元,現已量產供貨給樂視手機和魅族手機,累計出貨量超過300萬顆,是高端智能手機中少有的國產芯片。一些在西光所創業的人員說,讓創業團隊持大股,就像當年小崗村包產到戶解放了生產力一樣,激發了他們自主創新的活力,能夠以市場需求反推研發。

      趙衛告訴記者,這種做法還對科研有了實實在在的反哺作用,過去科學家看文獻找方向,研究的課題企業并不感興趣,如今市場需求“倒逼”研發,徹底改變了科技成果轉化的傳統路徑。

      資產流失? 是全體納稅人的研究所

      不可避免地,這一做法,惹來了一些爭議。

      比如,花了幾千萬元培育出的科研成果,轉移到創業公司時,只作價幾百萬元的股份,是不是國有資產流失?

      趙衛并不回避這個問題,他的一個基本認識是,國家任務完成與課題驗收后的成果束之高閣,或者沒有轉化成功,才是極大的科研資源閑置。

      一組來自中科院的數據顯示,2013年,該院有有效專利2.2萬件,轉化的僅有1955件,實際收益僅為6.75億元。趙衛說,科研院所有創新能力,但產業化需求相對較少,相應地,企業有需求,但又沒有足夠的創新能力,這才真正致使科技資源浪費和國有資產流失。

      從純粹的資金層面來講,趙衛也認為西光所的探索,并未觸碰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他說,技術價值不取決于投入資金,取決于市場價值,要按市場規律重新定義國有資產流失。技術是有時效性的,要把科研成果快速轉化到市場上,實現市場價值,才能實現國有資產的真正增值。

      “今天作價幾百萬元,明天就可能是幾千萬元,后天就可能會輻射到更廣的社會行業里,產生十億、百億元的價值。”趙衛說。

      說到底,這個問題在不少西光所的人看來,是一個“科研院所究竟是誰的”問題——是中科院的,還是國家全體納稅人的?

      趙衛說,如果僅僅是前者,任何從所里流出去的,未在短時間內產生盈利或是重大效益的,都可以稱之為資產流失,但如果是后者,最終輻射到整個社會里的價值,還能說是資產流失嗎?

      他回憶,當時,整個研究所針對研究所的歸屬問題有過一場討論——究竟是誰的研究所。

      后來,他們的意見趨于一致,研究所是國家的,而不是院所“私產”,既然如此,就不僅要讓中科院滿意、國家滿意、員工滿意,也要讓地方滿意、人民滿意,他們認為,這是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對研究所歷史使命提出的新要求。

      相應地,針對科研人員出去創業會不會造成研究所技術和人才流失的問題,也是同理。

      事實上,這也是一種回歸,“國家隊就要干國家隊該干的事,而不是僅僅為了幾百個員工更好地活下去,那樣的話,自己辦企業去就好了,沒必要非要在國家的研究院所里待著。”趙衛說。

      做技術之母? 打造中國的硅谷模式

      趙衛的探索并沒有止步于“不控股”。已參股的,選擇減持甚至退出賣掉股份,是他另一個大膽的做法。

      劉興勝曾是美國一位研究高功率半導體激光器的專家,后與西光所參股不控股的思路一拍即合,2006年回國創業,很快成立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功率半導體激光器研發和生產公司。

      五六年過去,西光所在這家公司的參股不增反減,由最早的參股38%到現在的不到11%。2012年,西光所又轉讓100多萬股,收回現金1000萬元。

      無獨有偶,西光所創辦的另一家高科技公司,2014年開始引入社會資本進行股權改制,西光所轉讓37%的股權,并經過股權稀釋后,占股比例下降到33%,收回資金3000多萬元。

      趙衛告訴記者,整個2014年,西光所退出股份共獲得4900多萬元資金。拿這些錢干什么?可以用于反哺科研,或者孵化新的企業。更為重要的是,他說,“我們不希望研究所永遠躺在一兩個企業那里取得高額回報。我們要永遠處于一種饑餓的狀態,才能保持進取精神,不斷研發新的技術,孵化新的企業。”

      事實上,與傳統的研究院所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相比,西光所這條路,更看重的是市場需求牽引科研立項,立項有的放矢、應用無縫對接,說白了,就是把企業搬進研究所,把研究所建在企業。而傳統的模式,則是先有成果,再找應用,這就往往帶來重科研、輕產業,大科研、小產業,產業是科研的附屬品,科研與產業脫節、割裂等問題。

      西安光機所博士、西光所首個孵化器中科創星首席科技官米磊告訴記者,西光所的這條路,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斯坦福大學與硅谷互相成就的模式,在他看來,傳統制造業是農田模式,要不斷除去雜草,才能種好莊稼,而硅谷是熱帶雨林模式,要素聚集后,企業自然生長。他也希望西光所能成為一個適于高科技企業生長的熱帶雨林——聚集人才、資本、技術、服務等要素,打通科技成果產業化接力棒體系,形成幫助企業從想法到知識產權再到上市的完整創新產業鏈。

      這些,不論是對于初創企業缺乏啟動資金、無法邁出創業首步的“最先一公里”,還是科技成果因缺乏平臺而難以轉化為產品的“最后一公里”來說,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任何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都不可能僅靠一個產品或一項技術,必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這恰恰契合西光所另一個身份——技術之母。趙衛說,為企業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做企業的技術之母,這是他們能夠快速孵化高科技企業的又一個“秘訣”。

      2014年,趙衛在給陜西省領導匯報時打了一個保票,從當時起到2017年,西光所可以孵化出100家高科技企業。如今,一年過去,他所在的研究所已經孵化了70多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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