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中科院迎來幾位重量級的客人。
在為期兩天的國家實驗室建設與管理國際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美國、德國、英國、瑞士、意大利、日本和新加坡等8個國家的13名國家實驗室“掌門人”,與中國幾大部委、決策機構、地方政府相關人士和科學家坐在一起,就建設國家實驗室事宜展開了深入研討。
然而,這并不僅僅是一次老朋友之間的學術交流活動。對中國來說,它還事關一種更高層面的思考。
國家實驗室作為國立科研機構的一種重要形式,興起和發展于二戰前后,主要是應對國家重大和緊迫的戰略需求,也是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需要。此類實驗室以明確的國家任務為目標,通過多學科交叉集成,解決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面臨著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社會重大轉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對科技創新、對國家科研機構提出了更加明確的新要求。
“人們希望,科技創新在不斷產出新思想、新發現、新技術、新產品的同時,也要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更多的動力,拓展更大的空間。”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說。
近年來,中國對科技體制進行了大力度改革,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改革舉措。
而如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已成為科技體制改革中的一記“重拳”。
“國家實驗室建設將是中國科研體制的一次重大轉型。”國際競爭的白熱化和國家內生發展的需要讓白春禮和他背靠的這支科技“國家隊”感受到時不我待的緊迫性,他們決定邁出一步,率先探索。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國家首批“千人計劃”入選者丁洪從2008年回國工作開始,除了本職的“硬科研”外,還一直在著手一項“軟課題”的研究。
他的任務非常明確,就是要搞清中國的國家實驗室究竟應該是個什么樣子。
目前,包括丁洪工作的北京凝聚態物理國家實驗室在內,中國的幾個“國家實驗室”主要還是按照學科領域設立的。但在丁洪看來,隨著科研模式的轉變,原來的思路需要作出調整。
“我認為,現在中國最需要建設若干個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而不是簡單地按照學科去劃分,掛靠在某個研究機構下。”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中國的集成創新做得很好,但在核心技術方面,卻不時會被競爭對手“卡住脖子”。而要想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單一研究所的積累往往不夠。諸如腦科學、新能源這些領域,本身就需要多學科交叉進行研究。
“更何況,有些科研本身就屬于一種國家行為。”丁洪說,“特別是那些需要長期積累、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工作,只能由綜合性國家實驗室來做。”
代表著當今世界最高水平的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在“曼哈頓計劃”的催生下,阿貢、橡樹嶺、洛斯阿拉莫斯、勞倫斯·伯克利等一批專注于推進核武器研究的國家實驗室應運而生。
而后的幾十年中,這些國家實驗室逐步成為美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可替代的戰略力量,同時也不斷拓展研究方向,儲備起一支強大的研究隊伍,成長為實力雄厚的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中心。
“我們的實驗室是為了實現國家戰略任務而設立的。”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主任Thomas E. Mason坦言,“在科研布局和經費配置方面,我們也會根據國家發展需要,隨時進行調整。”
科技發達國家的國家實驗室和科研機構建設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完善的體制機制,在圍繞國家使命開展高強度、跨學科、大協作科技創新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白春禮認為,中科院已確立了“三個面向”“四個率先”的新時期辦院方針,并正在按照創新研究院、卓越創新中心、大科學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4種類型進行分類改革。作為中國主要科研機構,中科院有必要按照國家要求,進一步集成整合相關力量,加快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
“建國家實驗室,我覺得沒有比中科院更合適的了。”丁洪說,“中科院的定位決定了它能很好地做到以國家任務為導向。”
丁洪此言不虛。60多年來,中科院一直致力于服務國家重大需求及前沿基礎研究。其科研、政策咨詢與人才培養的“三位一體”結構,大批優秀科研人才,全國超過80%的大科學裝置設備,都有利于中科院擔負起建設國家實驗室的重任。
Antonio Masiero是意大利國家核物理研究院副院長。他說,自己供職的這個國立研究院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國家實驗室遍布全國,與周邊的大學緊密聯系,形成合力”。
實際上,來自大學的合作研究者比研究院本身聘用的科學家數量還要多。“我們的國家實驗室不僅自己開展研究,還采取完全開放的政策,讓附近的大學參與進來,幫助它們為國家科技進步發揮作用。”Masiero說。
以一帶多,也是丁洪構想的一種模式。中科院擬建設的幾個綜合性國家實驗室,要考慮在中國的地域分布,實驗室之間要有一定競爭,同時每個實驗室都要為周邊的大學、地方科研機構、企業提供平臺,最終將科學家的好奇心與國家需求真正融合在一起。
“這件事,中科院能做,也必須去做。”丁洪對此充滿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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