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不到位就該天天罰

　　2015年遼寧省累計辦理按日計罰案件104件、罰款8941萬元，占全省環保行政處罰總額的40%。

　　為從根本上解決基層環保執法力度偏軟等問題，有關專家建議，有條件的地區可探索試點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近日，環保部通報2015年下半年20起典型違法案件情況。其中，遼寧朝陽市中玻（朝陽）新材料有限公司擅自閑置大氣污染治理設施，直接排放大氣污染物，被按日計罰420萬元。

　　新環保法施行一年來，遼寧省在按日計罰等方面動了真格。遼寧省環保廳獲得的數據顯示，2015年遼寧對涉及環境違法行政處罰案件，立案處理3475起，罰款2.23億元；累計辦理按日計罰案件104件，罰款8941萬元，占全省環保行政處罰總額的40%。

　　政府動真格了，企業一旦違法處處受限，搞不好有人還要坐牢

　　“大伙都說最嚴環保法頒布實施了，起初咱也沒當回事，這次政府動真格的了，企業一旦環境違法處處受限，搞不好負責人還要坐牢。”本溪市某冶煉公司負責人老余告訴記者，他的公司就因大氣污染物超標排放40多天，被處以100多萬元罰款，工廠也被勒令停產。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環保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按日連續處罰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環境違法成本，企業對環保更加重視，排污企業在面臨按日計罰時，都會迅速整改。

　　“前幾天沈陽一個熱電廠的脫硫設備損壞，要是以前，他們會一直拖下去，現在不到兩天就把設備更換了。”遼寧省環保部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以前，環保執法工作很難，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違法行為屢禁不止。按日計罰等措施出臺后，環保部門底氣更足，與其他部門的合作也進一步加強，對違法排污者起到了強有力的震懾作用。”

　　多方參與聯合制約，讓違法排污企業得不償失

　　“去年的一次環境違法行為，不僅讓我們公司受到了巨額罰款，而且還上了環境違法企業綠色供電限制及綠色信貸限制的黑名單，以后處處受限制，真是得不償失。”遼寧某熱電公司的副總趙柯（化名）有些懊悔，他的公司因大氣污染物超標排放長達20天，被處以近300萬元的罰款。

　　除了按日計罰，2015年，遼寧省環保廳與遼寧省高院、省人民檢察院、省公安廳召開聯席會議，建立健全了聯合掛牌督辦機制，明確了省級聯席會議的成員單位協商一致后，可以聯合掛牌督辦案件。對于掛牌督辦的案件，聯席會議成員單位業務部門應當按照各自職能和案件進展階段，認真辦理、協作配合，其主要負責人是掛牌督辦案件的第一責任人，按要求及時將辦理情況上報上級牽頭單位以及對口業務部門。

　　遼寧省環保廳與金融機構建立季度聯席會議制度、環境違法企業信貸限制退出聯合檢查制度和特殊案件及時會商制度。其中，被實施綠色信貸限制的企業，其環境違法信息將被納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遼寧省各銀行機構原則上不予新增貸款，并視情況逐步壓縮貸款，直至退出貸款。遼寧省環保廳與國家能源局東北監管局簽訂合作備忘錄、建立對環境違法企業實施供電限制工作機制，徹底切斷違法企業的供電線路，從根本上消除企業違法排污能力。

　　2015年，遼寧全省PM10年平均濃度為93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6.1%；PM2.5年平均濃度為55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5.2%；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率為71.5%，同比改善0.6%，超額完成了省政府確定的工作目標。全省172個減排責任書項目完成171個。

　　環保執法力度偏軟，期待環保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新環保法的實施，賦予環保部門更多權力，也帶來更多責任。按日計罰還是新鮮事物，基層的一些環保部門執法力度偏軟，仍習慣于用傳統思維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遼寧某地級市環保局副局長高某直言不諱。

　　“好的制度，關鍵仍是執行。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盲目追求經濟發展，有不少重污染企業被無限制引入，且地方環保部門的人事權歸地方，因此對污染行為不僅怠于監管，甚至采取默許態度，暗中保護污染企業，這就讓好政策無從推進。”一位環保部門干部坦言。

　　按日計罰實施一年來，基層環保部門人力不足、“小馬拉大車”等問題也凸顯出來。在朝陽市某縣，環保執法部門不足20人，但轄區內2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積分布著600多家冶煉、造紙、水泥、化工及電鍍企業。“這些企業不少都在山溝里，有的違法行為都是在節假日或者晚上，加上冬季大雪封山，增加了執法難度。我們對企業的違法行為從何時開始都不知道，更談不上處罰，有時候我們的執法也只能靠群眾舉報或者媒體報道。此外，按日計罰政策性、專業性強，有些執法人員很難在短時間掌握這些專業知識，而且環境執法人員身份定位也不明確，在用車、著裝等方面也需要進一步明確。”該縣環保執法大隊負責人有些無奈。

　　“我們在執法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中小企業因無法繳納罰款而破產甚至一走了之的情況，這讓處罰難以落實。而一些大中型國企遭遇處罰時，由于無需個人掏錢，主要負責人基本不擔責，所以按日計罰也難以起到震懾作用。”沈陽某區環境執法大隊隊長告訴記者。

　　“因《環保法》對有些違法行為缺乏明確規定，執行按日計罰條款時，一些違法企業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罰。”遼寧社會科學院低碳發展研究所所長畢德利說。被處罰企業往往涉及國企或其他利稅貢獻較大的企業，在執行處罰時往往會受到各種干擾，因此，畢德利建議，有條件的地區可探索試點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將環保監察執法機構的領導權，垂直于上級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