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屬于中等創新程度經濟體

　　 去年，我們對全球有明顯創新活動的40個國家經濟體，進行了創新評級。評級采取三分法，即將這些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體劃分為高等創新程度、中等創新程度、低等創新程度三個等級。采用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測算經濟創新度（PDI），結果顯示，高等創新程度的經濟體有12個，中等創新程度的經濟體也有12個，低等創新程度的經濟體有16個。

　　我國的經濟創新程度，剛好位于中等創新程度區間，處在該區間的中高水平。可以判定，我國屬于中等創新程度經濟體。中等創新程度具有以下四個特征。

　　一、主要創新總量指標居世界前列，但均量指標處于中下水平。

　　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7100萬，連續幾年世界第一；研發人員超過535萬，也位居世界第一。研發投入強度超過歐盟28個成員國的平均水平（1.96%），也超過了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

　　但均量遠低于發達國家和某些新興國家。例如，2014年我國每萬名就業人員中研發人員數量為49.2人年，而中等創新程度、高等創新程度經濟體一般都在111~202人年之間，2011年美國約為136人年、日本145人年、韓國138人年、俄羅斯119人年。又如，世界科技論文篇平均被引次數是11.3次/篇，而我國的國際科技論文的平均被引次數為8.1次/篇。

　　既然創新均量指標不夠高，為什么能夠說我國屬于中等創新程度經濟體呢？這是因為科技創新產出與經濟活動產出具有重大區別。創新產出的使用價值具有無限性，可以供許多人使用，甚至全人類使用；而經濟產出的使用價值則是有限的，一些人使用另一些人就不能使用，而且用完就消失了。因此，衡量創新程度時，總量指標優于人均指標，總量指標為主、均量指標為輔；而衡量經濟活動時，則正好相反，均量指標要優于總量指標，均量指標為主、總量指標為輔。

　　二、創新活動中領跑、并跑與跟蹤并存，但多數創新活動仍是跟蹤。

　　一些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某些領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領跑者”轉變。例如，我國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北斗導航系統、新一代高速動車組、“天河”高性能計算、“蛟龍號”載人潛水、深海鉆探技術等，都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在未來技術方面，我國在量子通訊、量子芯片、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等領域世界領先。更重要的是，在很多細分市場上，特別是在民用市場上已經出現一些居于全球產業鏈高端的技術和產品。

　　但從總體上看，我國處于“領跑”的領域還不多，大多數領域還是跟蹤，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三、創新基礎設施、設備、儀器與國際水平保持同步，但高端設備、儀器大多數依賴進口。

　　已擁有鐵路、公路、民用航空、水運和管道組成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鐵路營業里程、電氣化鐵路總里程居全球第二，高鐵運營總里程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總量之和，世界第一；公路總里程、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世界第一；民航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航空運輸系統；港口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世界第一。

　　已具備國家信息通信基礎網絡和公用郵政網絡。擁有世界最大的互聯網系統和最大互聯網用戶群，4G用戶數超過2.7億；固定及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103.2%，北斗二號衛星導航系統完成區域組網并正式提供運行服務。

　　已建成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的科技基礎設施。已建成上海光源、正負電子對撞機等一批大科學裝置，正在建設和即將啟動的重大科學工程項目超過40項。國家重點實驗室達到481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達到346個。依托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等研究實驗基地，建設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比較完備的科研基礎設施和儀器設備體系。

　　創新基礎設施、設備、儀器短缺、老舊、落后的局面，發生根本改變，但科研儀器對外依存度過高，精密儀器、生命科學儀器、大型科學儀器等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大多數依靠進口。

　　四、市場化的技術研發體系已經建立，但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改革開放初期，科研生產兩條線，企業不搞研發，科研單位脫離生產搞研發，造成大量科技成果無法應用。如今，科研生產兩條線的問題基本解決，市場化的技術研發體系已經形成。研發活動由科研機構執行為主變為由企業執行為主，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70%以上的研發人員分布在企業，2015年超過74%；70%以上的研發經費由企業執行，2015年超過77%；60%以上的發明專利由企業申請。開發類科研院所由事業單位改制為研發型企業，或者承接市場研發合同，或者從事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生產，已經不存在科技成果轉化問題。

　　但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這也是我們與發達國家創新體系的最大差距。公共投入與企業需求脫節，目前在很多地方，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計劃項目由政府推薦、審批，科學家立題、評審的現象；基礎研究成果與市場價值脫離，缺乏技術商業化體系，科研人員難以確定科研成果的市場價值，而企業用戶又不了解科研成果的技術性能；政府采購與研發投入脫節，政府采購政策沒有把創新作為重要因素考慮，公共研發項目也沒有把技術商業化作為重要內容；科技人員與企業創新脫節，大量高等學校研發活動較少，缺乏為企業創新服務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