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十二連增”,創造了一個了不起的奇跡。可以說,我國已經較好地解決了農產品長期供給不足的問題。但“十二連增”的同時,也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一些挑戰。
全國政協委員、中山大學食品與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長劉昕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由于工業、農業生產等一系列人為活動的影響造成土壤負荷加大,部分區域土壤污染日益嚴重,致使糧食、蔬菜、水產、家禽、畜牧等必需品品質下降。
在劉昕委員提供的三份提案中,記者注意到,他主要關注了三個方面的污染:環境激素污染物、抗生素污染物和重金屬污染。
對環境激素污染物應引起高度關注
長期以來,農田耕地農用地膜、塑料大棚的廣泛使用及廢棄農用薄膜、垃圾袋泛濫成災,在土壤、水體和大氣等環境介質中遷移、轉化,并在土壤、沉積物中累積,未經處理的城市和城鎮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被直接排放進入江、河、湖泊和農田,城市地表和建筑物頂的雨水沖刷以及大氣的干濕沉降等,成為城區湖泊塑化劑等環境激素污染物的主要來源,城區湖泊表層沉積物中及許多區域地下水、地表水中環境激素污染嚴重。
保護環境和維持生態平衡,將環境激素有機污染物納入環境監測目標化合物檢測范圍,對于促進農產品質量安全和保障國民生命健康具有重大意義。
因此,劉昕建議,要布局發展環保塑化劑產業鏈集群,優先做好環保塑化劑產業規劃和項目引進,通過政府主導和政策傾斜,促進環保塑化劑產業鏈成長發展,使之與國際上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要求保持一致,從源頭上遏制和降低環境激素污染。此外,還要多借鑒美國和歐盟等相關國家的做法。
抗生素污染物應列入環境監測范圍
針對抗生素污染問題,劉昕認為,抗生素的濫用是一個世界性問題。由于抗生素在醫藥、農業、畜牧、水產養殖業的盲目隨意用藥、交叉用藥、長期過量使用和違法使用未經批準的抗生素等現象泛濫,造成了環境中耐藥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嚴重污染。抗生素抗性基因作為一種新型環境污染物已引起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重視和公眾的高度關注。
被抗生素污染的水環境類型可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河流、地下水源,抗生素抗性基因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如土壤、飲用水、糞便、微生物、動物、植物和人之間相互傳遞,可導致土壤成為巨大的耐藥基因庫,將對環境微生態造成嚴重的影響。
劉昕介紹,工業發達國家均采取嚴厲的手段限制使用抗生素,城市中污水處理率幾乎達到100%,處理后的污水未達到標準嚴禁排放入水環境中。目前我國許多城市污水處理率不足70%,大量未經任何處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入江河。
劉昕建議,國家應盡快制訂和完善相關檢測方法,將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納入環境監測目標化合物檢測范圍,對污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廠進行深度處理技術工藝改造。同時還要借鑒工業發達國家的成功做法,在動物飼料中部分禁用或限制使用抗生素。
從源頭上遏制重金屬的排放是土壤污染治理的當務之急
在劉昕委員的第三份提案中,他重點關注了重金屬污染的相關情況。
劉昕認為,我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土壤有機污染物積累在加速,18億畝的耕地質量正在加速下降,尤其是重金屬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動性差,潛伏滯留時間長,可經水、植物等介質最終影響人類的健康。
他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據調查,大氣沉降中鎘的含量高達0.4-25克/公頃/年,結合國家環保局20多年來發布的土壤污染狀況重金屬含量數據分析,鎘、砷、汞尤其是鎘,是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背景下鎘的大量排放的結果。鎘的生物毒性顯著,通過食物鏈進入體內的鎘1/3蓄積在腎臟,1/4在肝臟,腎臟中鎘的半衰期長達17-38年。
土壤重金屬污染以及治理已經成為科學界乃至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要控制和改善土壤重金屬污染,早日實現糧食安全,當務之急在于污染源控制,污染源控制是比土壤修復本身更為緊迫的事情。
對此,劉昕委員建議,建議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實施,使得土壤環境保護工作有法可依,為土壤環境保護執法提供政策保障。還要建立完善的土壤環境質量及其污染治理技術標準體系,鼓勵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技術規程。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治理當務之急在于控制污染源,從源頭上遏制和降低重金屬的排放,同時加速制定有關土壤環境質量、污染土壤修復、污染場地判別、土壤環境監測方法等基準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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