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檢測只是“紙老虎”

　　來自劍橋大學行為與健康研究部的研究人員指出，雖然遺傳檢測離我們越來越近，不少人都通過疾病風險生物標記物來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態，但是這對于健康并沒有太大影響。

　　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3月15日的BMJ雜志上，文章指出了解遺傳風險與健康行為改變并沒有什么關聯。

　　“現有數據表明，DNA檢測風險評估改變健康行為的預期并沒有實現，”劍橋大學健康和行為研究部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分析18項相關的研究，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常見復雜疾病遺傳檢測，或者風險相關基因突變篩查，能促進風險減小行為”。

　　隨著二代測序技術的突破性進展，個人遺傳檢測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通過檢查與某種疾病相關的基因DNA（有時也指檢查相應的RNA或蛋白質產物），了解個體患病風險的高低，從而更好的預防疾病，這是遺傳檢測的初衷。前年好萊塢明星安吉麗娜朱莉就通過遺傳檢測，得知攜帶BRCA1基因突變后，接受了預防性的雙側乳腺切除手術，以降低患癌風險，從而引發了一陣蝴蝶效應。

　　但這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因為患病風險評估存在一定的誤差，如耶魯大學醫學院癌癥遺傳咨詢項目創始人Ellen Matloff就曾報告了4個案例，案例中這些婦女在已經切除乳房或卵巢后，發現她們攜帶的是確定與提高疾病風險無關的BRCA1或BRCA2基因變異。

　　而最新這一研究報告都指出DNA檢測風險評估其實并不能幫助大家改變不良健康習慣。這一結果與2010年的Cochrane調查結果一致，后者同樣也發現遺傳檢測對一些不良行為，如吸煙、飲食、身體活動和酒精濫用等并沒有或者只有很小的影響。不過一些研究人員，如來自密歇根大學的Brian Zikmund-Fisher認為個體變化的陰性結果無法歸因到元分析(Meta-analyses)中（元分析是指試圖系統化地把由一些單個研究的結果融入一個定量分析當中，把每一項研究中引用的單個案例匯集到一個單獨的數據集）。

　　“元分析結果不理想這并不出乎意料：畢竟會采取行動的人還是少數，因此我們不能將這一結果平均化，”Zikmund-Fisher說，“不過目前確實缺乏遺傳發現能影響患者的證據，相反，遺傳風險咨詢可能只對一小部分患者有用，而不是適合與廣大大眾。”

　　此前的一項研究還表明，基因集合（gene panel）的測序可能會改變癌癥預防和管理。研究人員招募了1,046名婦女，她們有著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個人或家族史，被認為是基因檢測癌癥風險的適當候選。之后，研究人員對她們的樣本開展了基因集合的檢測，分別采用Myriad Genetics的MyRisk檢測（25個基因），或Invitae的Hereditary Cancer Syndromes檢測（29個基因）。

　　在BRCA1/2突變呈陰性的婦女中，研究人員發現40名參與者的中等癌癥風險基因中存在可疑的改變，這幾乎占了所有參與者的4%。一些有害突變落在乳腺癌高風險基因CDH1內，但大部分都是影響低或中等風險的乳腺癌和卵巢癌基因。8名個體攜帶了Lynch綜合征相關的突變，還有一些存在其他類型癌癥相關的突變。

　　為了弄清楚這些改變的臨床意義，研究小組又增加了23名研究對象，她們同樣為BRCA1/2突變陰性，但基因集合的檢測結果為陽性。在這63名參與者中，大約有92%的突變與她們之前所患的疾病或家族史匹配。

　　作者的分析表明，本組中超過一半的婦女需要進行疾病特異的篩查及其他預防性措施。例如，對于那些有Lynch綜合征突變的個體，她們應該更積極地進行結腸直腸癌的篩查，而對于那些PALB2基因存在有害突變的個體，她們應接受更頻繁的乳腺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