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春雨：磨出基因編輯“新剪刀”

高峰（韓春雨團隊成員）在實驗室。

韓春雨(前）在實驗室。

河北科技大學官網截圖。

利用凝結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體內的恐龍血液，科學家提取出了恐龍的遺傳基因。絕跡6500萬年的龐然大物開始復生，整個努布拉島也由此成為恐龍的樂園……

當年坐在電影院里，韓春雨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電影《侏羅紀公園》。這個年輕人怎么也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取得基因編輯技術的重大突破，成為一位“磨出基因編輯新剪刀”的科學家。

土博士放的“核彈”

初夏，河北省藥用分子化學重點實驗室樓的外墻上，爬山虎又開始了一年的生長。這棟位于河北科技大學老校區的四層小樓，再一次被綠色和生機所覆蓋。

一樓門廳的成果展示欄里，還沒來得及添上基因編輯技術的相關內容。但是，這座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人”——韓春雨，已帶著他的科研成果一夜之間成為“名人”。

5月2日，韓春雨研發出基因編輯新技術NgAgo－gDNA的成果發表在英國《自然·生物技術》上。論文刊發幾小時后，學術圈里的朋友開始打電話向他祝賀。沒多久，千里之外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的BBS上開始討論這個話題了。而零星的報道也逐漸見諸“生物通”等國內專業網站。

從業內到行外，人們對于韓春雨的“一鳴驚人”充滿了好奇，有人甚至發出這樣的驚呼：“這會是中國‘土博士’放的一顆‘核彈’么？”

“一鳴驚人”“世界一流”……一大串“高端”詞，預構起了記者腦海中的那個科學家形象。但是，見到韓春雨本人的一剎那，此前的設想卻被一一推翻。

鼻梁高聳、皮膚白皙、圓寸發型、一身運動裝的韓春雨，看起來更像一位活力迸發的文藝青年。

從黑色挎包中拿出鑰匙，打開鐵門，韓春雨領著記者走進實驗室。3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里，擺放著各種儀器和設備。門口的空氣浴振蕩器和離心機依然在工作，像平時一樣傳出低頻噪音。兩個撕去標簽的大可樂瓶立在墻邊，一個上面貼著塊白膠布，寫著“銀染固定液”，另一個則是“PBS”。桌上的便簽紙上，還列著幾項未完成的事項……

“我平常喜歡喝茶。”進門后，韓春雨就張羅著燒水，一張脫了漆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套頗為講究的舊茶具。

實驗室的試劑散發著各種味道，一縷茶香夾雜其中。我們的采訪就這樣開始了。

問答談話間，韓春雨的電話不時響起。研究成果發表后，索要這套技術系統的來電和郵件接連不斷，還有許多直接登門造訪的研究者，“在科學圈里大家都很友善，我當然也不會吝嗇與大家分享。”因為實驗室人手少，韓春雨正在加緊向Addgene（一個非營利性分子生物學科研工具平臺）上傳相關研究數據。

韓春雨團隊發明的新一代“基因剪刀”NgAgo-gDNA，向此前最先進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發起了挑戰。被認為是“第三代”基因編輯技術的CRISPR-Cas9，一直以來是諾貝爾獎的熱門候選。而韓春雨團隊的發現被看作是“第四代”。

CRISPR-Cas9造價昂貴、精準性不夠。因此，讓各路研究者看中的是，NgAgo-gDNA具有更大的優勢：它規避了原有技術令人頭痛的“脫靶效應”。向導設計制作簡便的NgAgo-gDNA，幾乎可以做到如六脈神劍般“指哪打哪”，能有效針對基因組內的任何位置進行定位并改造，對游離于細胞核內的DNA具有更高的切割效率，讓基因編輯技術實現“精準、簡單操作”，大幅降低了基因編輯門檻。

“如果說，此前的技術是‘一個菜市場’，那我們就是發現了‘另一個菜市場’，而這個‘菜市場’到底好不好，有待全世界的科學家去驗證。”打破了外國基因編輯技術ZL壟斷的韓春雨認為，“至少，它提供了一種基因編輯的新途徑。”

《自然》雜志執行主編尼克·坎貝爾評論說：“雖然這項新技術還處于初期，但有一些理由讓我們相信它與現在普遍使用的CRISPR-Cas9技術相比有多種優勢，特別是在更精準的基因編輯方面。”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生物學家饒毅教授如此評論：“韓春雨的工作是國際一流的技術推進。”

“膽小”的科學家

即便現在去網上搜索“韓春雨”，首先跳出來的頁面還只是一位同名的書法愛好者，而后才是記者眼前的“韓春雨”。科學家韓春雨的頁面上，個人介紹、求學經歷、研究方向只有短短的一句話，甚至連頭像圖片都沒有。以至于這個科研成果剛出現時，都沒人知道他是誰？土博士、非名校、副教授，當各類信息拼湊起來后，人們好奇的胃口被吊得更高了。

事實上，在河北省的知識分子圈中，韓家小有名氣。韓春雨的父親韓進廉是河北師范大學以研究明清小說見長的文學教授；母親是醫生。

熟悉韓家的人都知道，他家的書柜中、角落里到處都是書，且文學類的居多。韓進廉是家族歷經幾代才培養出的第一個文化人，他把研究中文的希望寄托在長子韓田鹿，也就是韓春雨的哥哥身上。

作為家中長子，原本喜歡金融的韓田鹿服從了父親的決定，并漸漸地走進了古代文學的世界，成為河北大學中文系的知名教授，還登上了央視的百家講壇。

同樣是在文學氣氛濃厚的家庭里，弟弟韓春雨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成長軌跡，與科學的結緣似乎命中注定。

因為父母的精力全部集中在管教哥哥上，韓春雨有著更為寬松的成長環境。“我哥是被管大的，而我是看著他被管長大的。”

跟哥哥相比，韓春雨能夠自由地玩耍和成長。在家搗鼓自行車、拆裝鐘表，或者是和小伙伴在煤堆里待上一整天，為的是從煤矸石里找化石。直到太陽落山時，一些“黑寶貝”——蕨類植物的化石，總被他悄悄地帶回家。

如果說，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孩對待新鮮世界留有的好奇心，那么，漸漸長大的韓春雨慢慢發現自己是“真正熱愛科學”。

高中時，韓春雨和幾個同學在走廊里成立了“走廊沙龍”。一到課間，他們就圍在一起討論“宇宙弦理論”等科學理論。而對于這些別的同學看起來枯燥、抽象的話題，幾個小伙伴卻能爭論得面紅耳赤。

只是沒過多久，就連班主任也嫌他們在走廊上的“奇談怪論”聲音太大，太聒噪。“沙龍”無奈地被趕進了廁所，“走廊沙龍”也變成了“廁所沙龍”。說到這里，韓春雨面露苦笑。

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韓春雨當年的生物成績并不盡如人意。為此，父親還專門找了同事的兒子幫他輔導。就這樣，同住在師大院內的楊凱成為他的“老師”，每隔幾天就會給他補一次課。

一次無意的交流，為韓春雨日后的選擇埋下了伏筆。

那天，補課快結束了。楊凱想考考韓春雨，給他出了一道超出書本范圍的題：大腸桿菌酶數量翻一倍的時間是8分鐘，但是其DNA完全復制一次需要24分鐘，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現象？

只有十來歲的韓春雨開始試著在紙上畫起樹狀圖，琢磨了不一會兒，他就找到了答案——“多個位點同時開始”。

韓春雨的機智受到了凱哥“極大的夸贊”，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有研究生物學的天賦”。20多年過去了，再提起這件事，韓春雨仍是滿臉驕傲。

1992年，韓春雨以高出一本線兩分的成績進入河北師范大學，選擇了自己喜愛的生物學專業。在大學里，他除了體育90分以上，沒有哪一門科目成績突出，“大多都是60多分，上70分的科目都很少”。熟悉韓春雨的人知道，除了足球，他還喜歡長跑。

韓春雨總說：“自己是一個膽小的人，與其去真正的大自然里冒險，他還是更樂意在科學的海洋里探尋。”

1997年，韓春雨考入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三年后獲得碩士學位；2003年，考入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生化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強伯勤院士和袁建剛教授。博士期間，他主要研究神經系統發育與疾病相關基因的功能。

2005年底，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讀博士期間，作為第一作者，韓春雨曾在《核酸研究》NAR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科研成果。

在協和醫科大學，韓春雨受到了良好而專業的科研訓練。同樣是在那里，他也見識到了科研院所里人才的迅速流動，一波波人來了，又走了。韓春雨堅持了下來。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出乎所有人意料，博士畢業后，也曾希望出國深造的韓春雨因為家庭原因，選擇回到了老家石家莊。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是韓春雨最喜歡的名言。接受采訪時，他四次提到了這句出自《論語》的語句，他的每一個重大決定也都暗含著這句話的思想精髓。

在韓春雨看來，5月2日發表在《自然·生物技術》的科研成果，只是他學術生涯真正意義上的第二篇論文。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論文還是博士期間發表的那篇。他的科研由此被更多人熟知，也得到了河北科技大學的認可，并于2006年順利進入該校任教。而十年前的1996年，河北科技大學剛由河北輕化工學院、河北機電學院和河北省紡織職工大學合并組建而成。

此后的十年里，韓春雨只作為通訊作者發表過兩篇中文論文。他解釋道，“那只是為了學生有需要而發表的論文。”盡管如此，他至今仍是學校里SCI（美國《科學引文索引》）分值最高的教師。

韓春雨一向個性鮮明，進入高校后，依然我行我素，從不迎合一項項考核指標，他把別人用來寫論文、評職稱的時間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在別人看來，這位“特立獨行”的副教授一直在“原地踏步”。

有學生笑稱，韓春雨的實驗室就是少林寺的“藏經閣”，而他本人就是那個輕易不出手的武林高手——掃地僧。這條冷板凳，他一坐就是十年。

幸運的是，韓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學為有創新意識的青年教師營造了較為寬松的環境，“和諧而有活力”的文化氛圍、“寬宏、積極”的校風，大概最能準確表達這種寬松的含義。學校給了韓春雨低職高聘的待遇。韓春雨雖然是副教授，在校內卻享受教授津貼、三級崗的工資。在地方院校，申報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跟發論文的效果差不多，這也幫他減輕了一些壓力。

最讓韓春雨滿意的是，一個副教授能擁有自己的獨立實驗室，“這在全國高校恐怕都不多見”。

韓春雨指著實驗室說，學校提供的自由支配的資金，可以滿足實驗室日常運轉。2007年，他作為杰出引進人才，獲得了學校第一批學科建設項目資助的28萬元；2011年，再次獲得學科建設項目重點資助經費15萬元，“這些錢，全部用來添置實驗室的設備。”

其間，學校分配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卻被韓春雨拒絕了。拒絕的理由讓常人很難理解——“人要跟著實驗走，家離學校遠的話，不方便做實驗。”最后，他選了離實驗室不到5分鐘自行車車程的一套58平方米的房子，在他看來，“這已經足夠了”。

這些年，韓春雨一直全情投入跟蹤基因編輯的主流技術——CRISPR/Cas9的進展，也曾使用這一技術變異了一些植物。但在準備將這一過程梳理成型時，國外頂級學術雜志連續推出了兩篇同類論文，這讓他們的原有計劃徹底作廢。

于是，韓春雨團隊轉向探索一種改進CRISPR的新技術。可是，這回他們又當了一次跟隨者。一位基因編輯領域的先驅科學家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列出幾十種技術改進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他們當時的想法。

花了精力和物力，又一次的失敗讓整個團隊都十分沮喪。韓春雨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原創者，不能再做跟隨者。

2014年2月，韓春雨看到一篇發表在《自然》雜志的關于TtAgo的文章。因為此前一直在觀察和考慮這個題目，這次得知了一些研究者的實驗接連失敗。在下功夫看了很多文章后，他猜測溫度可能是一個被人忽視的敏感因素，他打算采用排除高溫菌，只留下常溫菌的做法進行試驗。

不是技術困難，也不是人手問題，韓春雨擔憂的還是經費問題，“因為一動手，就意味著要花錢”。

預測、設計、驗證，“膽小”的副教授又開工了。

傳代細胞六七個小時后，一定得來實驗室做轉染，繁雜的研究過程，幾乎讓韓春雨每天都得干到凌晨兩三點。

不到三個月時間，2014年5月，韓春雨團隊就做出了主結果，發現了Ago可以切割基因組。結果出現的那天，整個團隊的人員都“特別興奮”。回家時都凌晨兩點多了，校門也鎖了，韓春雨是跳墻頭出去的，“跳得特輕松”，他的學生高峰也是一夜沒睡。

然而，讓人沒想到的是，比做出實驗結果更讓人煎熬的是投稿過程。

這篇論文被充滿期待地傳給SCI審稿，然而9個月之后卻被退了回來，也未收到任何退稿說明。韓春雨的心一下就涼了下來，但是，他馬上找了一個要好的合作伙伴——沈嘯。

沈嘯是浙江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系研究員。此前，在協和醫科大學博士畢業前一年，他與韓春雨合作發表了在《核酸研究》上的論文。在國外有過科學研究經歷的他，有經驗應對這種審稿陣勢。

遭到拒稿后，韓春雨一邊和學生繼續補充實驗，發現了更多關于NgAgo的特性；另一邊，在沈嘯的建議下，論文被趕緊投給了《自然·生物技術》雜志。

原本實驗室經費剛夠花，因為論文審查周期拖了幾個月，把實驗室經費“拖光”了。當收到《自然·生物技術》讓其再修改完善實驗的建議時，韓春雨的第一反應不是高興而是擔心，“可能沒錢來做這個項目了”。

所幸，論文迅速發表并得到了預期結果，韓春雨松了一口氣。拖欠試劑公司的30萬元試劑費也能正常還清了，“如果實在不行就得動用家里的存款了”。

比起科研上的大方投入，韓春雨在自己生活的花費上，嚴格地“量入為出”。他現在開的車還是一輛2008年購買的富康，“因為沒錢，所以沒有換車計劃”。

這么多年，家人對韓春雨的支持和理解讓他十分感動。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收入、家庭經濟狀況而分心。他指著身上的衣服說，這都是老婆在網上買的，“她買啥，我就穿啥”。

事實上，韓春雨還留有一手準備，還有著另一個課題，“如果這篇論文再被拒絕的話，至少還有項目讓我可以還清債務。”說完他眼睛里閃過一絲狡黠。

科學家的“自我修養”

要不是三個月前為了論文刊發的溝通需要，才第一次注冊了QQ和微信，時至今日，韓春雨都不會知道網友們用來了解和談論他的微信和朋友圈是什么東西。

這位低調的科學家似乎刻意地在跟這個熱鬧的世界保持著距離。心煩時，喜歡古琴的他更愿意撫上一曲，求得內心的平靜。

韓春雨深知，如果在其他“985”“211”高校里，他也許會和今天一樣安靜地生活，但很有可能因為各種考核被淘汰。在河北科技大學，他度過了十個春秋，走到了不惑之年。還好，這樣的安靜生活，給他帶來的是驚喜，而不是麻煩。

“我是一個活得特別明白的人，如果萬一研究不出結果，我還能在這所普通高校里當一名普通的大學老師，教好生物課。”現在的韓春雨，每周還要給大四的學生上一堂生物信息課。

中科院院士、北京生物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邵峰撰文提到，韓春雨的這種“小人物”、非主流身份和他所處的不知名學術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NgAgo這種“小作坊”模式，特別適合探索性研究——你不確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樣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這反而更容易激發人的創造力。

事實上，絕大部分諾貝爾獎級的工作也都誕生于這樣的“小作坊”和單個實驗室之中。

直到今天，韓春雨所在的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還沒有博士點，實驗室的學生都是碩士研究生。

理論上，韓春雨每年可以招五六個碩士研究生，但是真正能夠跟他一起專注科研的，也只有一兩個人。此次論文的第一作者高峰就是其中一個。

除了人品好，“不與別人爭高低”是韓春雨看中高峰的原因。在韓春雨看來，他本人和其他三個團隊成員的關系介于“師兄和老師之間”。

如今，已經畢業一年的高峰在實驗室里隔了個房間，打了兩年地鋪。他每天睡醒走兩步就能到進行實驗操作的超凈臺。

枯燥、繁復的研究，對于高峰來說，卻是新鮮、好玩兒。“每次實驗都是不一樣的，尤其是證明一個新的猜測的時候，那種感受沒法形容。”

韓春雨每月給高峰2000元當作“工資”，已經吃了七年食堂的高峰的小屋里還放著韓春雨給他買的一臺面包機，“師傅對我特別好”。

在韓春雨居住的家屬樓前，總有一群老人聚在那兒下象棋。即便是在冬天，老人家們也能下到凌晨一點多。盡管沒有交流過，但是，韓春雨卻與他們有著心靈的默契。每當別人問起科研苦不苦時，韓春雨總會想到這群下棋的老人，“苦，但是樂在其中，搞科研，也可以拿出這種精神。”

然而，韓春雨說，跟很多人相比，自己其實沒那么刻苦，“只不過想得特別仔細，思考也是勤奮的一部分啊，人最大的懶惰是思想的懶惰。”如果每天拿18個小時工作的話，那什么時候思考呢？

在這座普通的省會城市，韓春雨接觸網絡的大部分時間是用來閱讀外國文獻。“別人發表的文章，不僅有知識、實驗的條件，更有聰明的思維和哲學。”他喜歡研究這些文章中的聰明之處，“這是科研最大的樂趣。”

除了科研帶來的樂趣，韓春雨還有另一個樂趣，就是看電影。

大海涌動著波濤，一個年輕人走近它，對著那片巨大的空曠大聲喊道：“努力，奮斗！”然后緩緩退出……這是電影《喜劇之王》的開篇。周星馳在里面出演一個小人物，一個飽嘗辛酸卻仍時時捧著《演員的自我修養》的演員。

這樣的片段好像在生活中真實上演。周星馳的鐵桿影迷韓春雨經常會套用《喜劇之王》里的一句經典的臺詞，“其實，我只是個科學家。”

在韓春雨看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擁有自己熱愛的生活方式，科學家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外在頭銜，這就是科學家的自我修養。”

以前，“幾乎收不到”高級學術活動邀請的韓副教授，作為首個“中國創造”的尖端生物技術的發明人，這幾天收到了中日韓三國基因大會等國際學術會議的邀請。即使在這次成果發表前，大家不知道韓春雨是誰，他也始終認為自己就是一個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