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針對外資藥企原研藥的“價格談判”有望公布結果。全國“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曾表示，部分昂貴進口專利藥通過國家談判價格可降50%。這被視為外資藥企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點——它們將可能從此滑向“最壞的時代”。
曾經，外資藥企在華被稱為“躺著掙錢”。因政策傾斜、產品優勢、資本推動以及中國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跨國制藥巨頭都將中國視為全球最大新興市場，并獲得了“黃金十年”的增長紅利。
2013年是分水嶺。“葛蘭素史克商業賄賂案”后，外資藥企在華鼎盛時代終結。專利到期、政策縮緊、招標降價、藥價談判等內憂外患，逐漸將外資藥企擠到了墻角。
外資藥企正在中國尋求策略上的變革，以適應新形勢。通過剝離非核心業務，加強其專注度和比較優勢；將眼光轉向深耕基層市場，尋找新的市場機會；除了合資企業，外資藥企開始加強與本土企業的合作，通過銷售渠道及生產代工的合力，力求實現雙贏。
似乎，以創新著稱的外資藥企也陷入“壓縮成本，應對價格戰”的漩渦。5月19日，記者專訪禮來制藥中國總裁賀安德（AndrewHodge），他表示，禮來是一家高度專注的企業，140年歷史中從未與其他企業做過兼并，始終專注于研發創新性處方藥。唯一多元化發展是進入動物保健領域，而這一領域禮來排名全球二三，也屬于公司大體量的核心業務。
在賀安德看來，降低成本并非好戰略。“禮來沒有任何裁員、剝離核心業務以及轉型OTC（非處方藥）的計劃，也不打算做任何生產外包和銷售外包。因為這些都是短期策略，無法解決長期問題，我們的著力點仍是將創新性產品推向市場，惠及更多患者，也獲得在中國市場的成功。”
記者：中國針對外資藥企的政策態度開始逐步收緊，禮來如何看待中國市場環境的變化，是否會感受到壓力？
賀安德：確實現在中國市場上有很多的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在定價和招標方面的挑戰，另外來自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但我認為這些都是比較健康的市場發展動向，競爭對于患者來講是有益的，讓患者有更多選擇。我認為，雖然在中國市場壓力猶在，但禮來在中國會有美好未來。
我們積極與中國創新型企業合作，在中國開發藥物來服務中國的病患。中國國家食藥總局也在加快新藥審批流程，這對于禮來這種以研發為導向的企業而言是重大利好。我們的商業模式是將創新的分子藥物提供給患者，而不是依靠那些已經專利過期的藥品來實現盈利。我們扎根中國，即使在經營相對困難的時期，也在中國進行大量投資，比如2014年在蘇州投資20億人民幣新建的胰島素工廠。
記者：禮來一季度財報顯示，總營收和凈收入指標均保持較高增幅，請您概括一下禮來在中國市場的表現，增幅能否保持在兩位數水平？
賀安德：恐怕我無法給你一個具體數字，因為禮來一般不會單獨披露每個國家的營收數字。總體而言，2015年禮來的增長并不是特別好，因為整體藥品市場的增長已經放緩，只有4%到5%的增長率，我們的增長率下降與整個市場的增長速度放緩是一致的。但好消息是在2016年一季度，禮來表現有了極大好轉，增長率比前幾年要高出很多。在IMS（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關于制藥市場的報告中提到，整個制藥市場一季度增長9%到10%，禮來的業績也好于前兩年，主要原因是市場增長的勢頭恢復了。
記者：中國是全球生物制藥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中國市場在禮來的全球戰略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禮來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增長需求以及產品結構設計上有何具體規劃？
賀安德：首先我們確實對生物制藥非常感興趣，實際上我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技術公司之一，上個世紀80年代，禮來就通過重組DNA技術生產了人胰島素產品，現在的研發產品線中有很大比例都屬于生物藥品，這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優先發展的領域。在中國，生物藥品實際所占比例還是比較小的，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
現在有很多好的、新的中國生物制藥公司在崛起，禮來也在尋求與創新型中國企業的合作。比如禮來與信達藥業在腫瘤生物藥品生產和研發方面的合作，與藥明康德在小分子藥物方面的聯合開發合作，以及與和黃藥業在癌癥藥物聯合開發方面的合作。
記者：禮來與信達藥業、藥明康德等中國本土藥企在研發環節合作，是否會加快新藥審批環節的速度，這是否是禮來與中國本土研發藥企合作的重要原因？
賀安德：加快審批速度是建立合作的部分目標，但更重要的目標是與中國本土企業實現共贏合作。禮來可以提供研發專長和資金幫助，這些中國企業有很好的科研人員和研發產品，我們通過合作建立聯盟關系，可以更多的利用中國本土人才，并獲得創新性藥品。
記者：糖尿病是中國慢病管理的重點，也是禮來的重點業務線，中國本土藥企增長快速，例如通化東寶，您如何看待未來市場格局的變化？您是否認為通過移動醫療打造慢病管理平臺是未來發展方向？
賀安德：競爭對于市場、中國以及中國病患而言都是好事。我認為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提高所有藥品的質量標準，無論外資企業還是本土企業，都應以高標準為基礎來競爭。
慢病管理是未來趨勢，中國糖尿病患者高達1.1億，但只有50%的患者得到診斷，診斷人群中達到治療目標的是更小群體，中國需要數字化等新方式提高管理能力，加強醫生和患者教育。我們自建兩個APP，針對患者端和醫生端，并成立針對護士的糖尿病培訓團隊，我們通過科學會議、數字衛星會議實現醫生教育。我們也與丁香園合作，通過平臺連接醫生教育。
記者：目前醫改重點轉向縣級醫院，禮來是否有“下基層”規劃？具體操作中遇到哪些挑戰和難點？
賀安德：我們建立針對糖尿病的150人團隊，稱之為“禮來擴大藥品可及性項目”（LEAP），目前覆蓋13個省，5000家左右小型醫院，我們希望未來能覆蓋更多人群和醫院，當然其成本和費用也很高昂，需要考慮客服單能力。醫生、患者教育是一個很大的工作，我們目前只觸及很小部分。禮來產品針對專業性治療領域，比如糖尿病、癌癥、男科、精神疾病，我們的著重點仍是專科藥品而非基層初級醫療藥品。
記者：禮來每年在研發上的投入有多少？您認為中國藥企應如何提高研發水平？
賀安德：2015年，禮來研發投入48億美元，占整個營收的24%，這個比例在業界不是最高也是最高之一。長久以來，禮來一直保持高水平研發投入，我們也與學術機構、小型生物制藥公司進行頻繁合作。禮來在美國還有一個網絡開源平臺（OIDD項目，OpenInnovationDrugDiscovery），通過平臺，禮來可以與外來獨立科研人員共同進行科研開發，并提供資金。
中國創新性藥企較小，但藥企研發水平在快速發展。中國每年畢業理工科大學生幾十萬，遠超世界任何國家，中國藥企也申請了很多專利，研發潮流即將到來。我們也在通過技術轉讓為中國藥企提供幫助，中國“十三五”規劃已表明提高創新能力的決心，相信一定可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