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計劃到2017年將科研投入比例提高到5％居世界首位

　　 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和大膽的計劃。

軸子探測器原型機

　　在韓國大田市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中，一項重要實驗已經展現雛形。走廊盡頭，在一個質樸的實驗室里，一臺銅和金制成的實驗設備正在閃閃發光。這是一臺軸子探測器的原型機，或許有一天能解開重要的宇宙之謎。

　　如果成功，這臺設備有望重寫物理學，并使其設計者摘得諾貝爾獎桂冠。“毫無疑問，它將改變韓國。”物理學家Yannis Semertzidis說。但沒有人知道軸子是否存在。不論如何，這個高風險高回報項目反映了韓國成為基礎研究世界領軍者的野心。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韓國不惜花費重金。1999年，該國研發投入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07%，僅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值。最新數據顯示，韓國已成為全球科研最密集的經濟體之首。2014年，韓國在研發領域的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29%，這一比例超過了位居第二位的以色列——相關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1%。這些經費大部分被投入到應用研究和企業發展中，但該國政府也在基礎科學領域投入巨大。

　　該國希望這些投入能促使其擺脫經濟危機困擾，并獲得諾貝爾獎。韓國計劃到2017年將科研投入比例提高到5%。日前，總統樸槿惠的政府宣布，到2018年，基礎科學年度預算將提高36%，達到1.5萬億韓元。“基礎研究始于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好奇心，也是新技術和新行業的源泉。”樸槿惠說。

　　但韓國的雄心壯志能實現嗎？答案因人而異。一些韓國科學家和政客擔憂，文化障礙和官僚作風會制約研究發展。同時，青年科學家也“以足投票”，表達了自己的態度。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14年發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2011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韓國人，約70%選擇留在那里。

　　另外，韓國科學技術評價院（KISTEP）院長Youngah Park指出，重新定向該國科學重點也非易事。韓國長期以來是一個以產業為中心的“快速跟隨者”——能快速采用技術和產品，并使其更好更便宜，例如半導體和智能手機。但現在韓國需要新模式。“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和大膽的計劃。”她說。

　　震懾和敬畏

　　今年3月，谷歌DeepMind開發的人工智能（AI）程序AlphaGo戰勝韓國棋手李世石，這給該國帶來巨大震動。韓國希望建立類似DeepMind這樣的人工智能企業。

　　數天內，樸槿惠就宣布，到2020年將向AI領域投資1萬億韓元，并進一步刺激私有部門投資2.5萬億韓元。而且，該項目的基石將是一個公私合作的研究所，其中包括三星和LG等韓國企業。

　　但該投資計劃也引起了許多人的擔心，他們認為，韓國政府負責該計劃的部門并沒有明確解釋資金的流向，此外，這些投資是否會覆蓋現有的研發計劃也是個未知數。另外，許多科學家認為，這種模式可能會使政府經費用于產品開發，而非國家需要的基礎研究。

　　這一經費模式（政府設定目標，然后引導經費流向合作伙伴，執行相關項目）是由樸槿惠的父親、前總統樸正熙設計提出的。在其執政的18年間，三星、LG和現代等企業成長為行業巨頭，至今仍是該國的經濟支柱。

　　同時，政府資助的實驗室也主要面向產業技術開發。“政治家沒有區分技術和基礎研究。”物理學家Doochul Kim說。“基礎科學領域幾乎沒有得到支持。”

　　2007年，情況發生了變化。韓國研究人員向政府建議設立基礎科學研究院（IBS）。該機構計劃建成能媲美德國馬普學會和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一流學術機構。“這是科學家第一次向前邁出一大步，為國家提出自己的重大工程建議。”當時的保守黨代表Youngah Par說。

　　盡管政客們爭吵不休，但IBS最終獲批。50個IBS中心每年平均獲得100億韓元經費，延續至少10年。“我們有大量經費，你能做所有想做的。”IBS院長Kim說。

　　其實此前韓國就已經開啟了兩項高規格的AI研發計劃，其中包括用于對抗IBM Waston電腦的Exobrain和電腦視覺機器人Deep View。

　　軸子競賽

　　軸子和精密物理中心（CAPP）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Semertzidis離開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NL）到了這里，接手這個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每年耗資760萬美元的中心。

　　為了尋找軸子，CAPP正在努力追趕美國“對手”：軸子暗物質實驗（ADMX）。“我們有絕對聰明的人，我們會贏。”Semertzidis說。

　　如果軸子確實是暗物質的一部分，它們將遍布四周。但物理學家并不清楚軸子的質量是多少，因此必須進行掃描，利用銅棒或藍寶石棒調整設備腔室內的共振頻率。但對一臺設備而言，覆蓋整個可能的頻率將需要數年時間。

　　CAPP還計劃在同一個地下室建造7個腔洞。而且，該設備將裝配BNL研發的更大功率的磁鐵。“由于經費充足，我們可以擴大規模。”Semertzidis說，他認為自己的團隊能在5年內超越ADMX。ADMX負責人Leslie Rosenberg也表示贊同，“CAPP是我們到目前為止最信任的對手”。

　　無論結果如何，Rosenberg 表示，CAPP的進步是韓國物理學的里程碑。該國也將愿意出資引進國外人才和技術。“這些新的IBS中心將邁進世界頂尖行列。”他說。現有的其他25個中心將推動基因編輯、納米材料和數學等領域的發展。IBS還計劃將1/3的年度預算投入到稀有同位素科學項目（RISP），該項目計劃建造重離子加速器，用于核科學和生物醫學。

　　面對韓國的巨大投入，Rosenberg表示，如果該國能持續投入，那產出將是巨大的。“如果找到軸子，將立刻獲得諾貝爾獎。”他說。而這也是韓國深深渴望的東西。

　　諾貝爾之夢

　　“為何韓國沒有諾貝爾獎？”去年10月，諾貝爾獎揭曉后，《韓國時報》提出這樣的拷問。在近日舉行的韓國議會科學委員會監督聽證會上，這些問題再次被提上桌面。一位議員比較了日本和韓國諾貝爾科學類獎項的獲獎情況，結果十分凄涼：日本21 vs 韓國0。“IBS何時能獲獎？”他問Kim。

　　Kim對該國某種程度上的急功近利思維表示不滿。“我們只有4歲。”他說。獲得中微子突破的日本超級神岡探測器，曾花費數十年發展基礎設施。

　　韓國10年前就期待諾貝爾獎的到來，當時干細胞學家黃禹錫宣布首次從人類克隆胚胎中培育出干細胞系。但榮譽很快變成丑聞，人們發現黃禹錫存在學術不端行為。

　　不過，這些丑聞似乎帶來了積極效果。韓國慶北國立大學結構生物學家Eric di Luccio表示，慢慢地，更多韓國刊物開始撤銷有問題稿件，許多大學也開始使用剽竊檢測系統檢查論文等。

　　IBS 基因工程中心主任Jin-Soo Kim指出，生物倫理學也開始備受關注。“在黃禹錫丑聞之前，人們在實驗室里只是抽血和做實驗。現在，大家開始意識到沒有批準將不能做這些事。”

　　但丑聞帶來的變革并非皆是好事：韓國政府頒布了人類胚胎研究禁令。Kim 發現無法在韓國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研究人類胚胎。“這令人遺憾。”他說。目前，Kim轉而研究轉基因豬和植物。

　　此外，其他一些規定也讓研究人員憤怒不已。在公立大學，職位和升職通常基于論文的貢獻等條件。例如，一篇4位作者的論文獲得的分數低于1位作者的論文。di Luccio表示，這一制度“適得其反”。這妨礙科學家參與大型國際合作，并促使他們在名望較低的期刊發表單獨署名文章，以提高評估分數。

　　一些研究人員還發現了根植于韓國社會學術文化中的更深層問題。高中和本科教育強調應試和尊重老師，但這不利于培養實驗室中需要的創造力和辯論精神。“當新學生剛來時，他們十分安靜。這就是韓國文化。”Jin-Soo Kim說。

　　而文化障礙也對韓國女性科學家產生影響。CAPP研究員Young-Im Kim表示，例如，韓國的喝酒文化，男性通常跟男同事在外面待到很晚，而很多重要的工作決定都是在這些場合決定的，并通常將女性排除在外。因此，韓國學術領域存在巨大的性別鴻溝。

　　“卓越的基礎研究成果并不容易取得，并且這些成績根植于我們的社會中——好奇心驅動研究和不同的思考方式。”IBS納米醫學中心主任Jinwoo Cheon說。但RISP主任Sunchan Jeong指出，韓國民眾也應理解，科學成績未必需要諾貝爾獎等獎勵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