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院病理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192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蘇無錫。1953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擅長淋巴結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內分泌病理等的診斷，對胰腺腫瘤特別是胰腺癌的實驗性基因治療方式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開展了內分泌腫瘤的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研究。“胰頭癌對胰內膽管環形壁內浸潤”和“人胰腺癌細胞分子生物學及細胞生物學特性的研究”分別獲1985年和1993年衛生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人胰腺癌細胞分子生物學及反義基因調控對其惡變表型的逆轉”獲199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1993年被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授予“協和名醫”稱號，1995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北京市優秀教師，1998年獲得衛生部“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2003年獲“首都勞動獎章”，2005年獲中央保健委員會“特殊貢獻獎”，2006年獲北京協和醫院卓越貢獻獎，2007年被評為北京協和醫院杰出貢獻專家。此外，還獲得了中國科協先進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紅旗手標兵、北京市愛國立功標兵等多項獎勵。
“昔日江南無錫一才女，如今霜染兩鬢名院士。顯微鏡為伍、放大鏡做伴，窗外萬事不紛擾，一心一意病理片。她以大智大勇向一個個驚濤駭浪發起質疑，她用火眼金睛將善惡自然分在兩端。從事病理診斷研究50年來，她的意見成為全國病理診斷的金標準。”這是劉彤華教授2007年榮獲北京協和醫院“杰出貢獻獎”時的頒獎詞，寥寥數字，卻生動勾勒出她潛心病理學研究辛勤耕耘的一生。
“既然不能選擇臨床，那就選與臨床離得最近的學科吧！”
20世紀50年代初，醫學高級專門人才奇缺，“高級師資訓練班”應運而生。按照當時的規定，所有的醫學生只能報基礎學科。“既然不能選擇臨床，那就選與臨床離得最近的學科吧。”從小立志要做醫生的劉彤華選擇了介于基礎與臨床之間的病理學。而此時遠在北京的協和醫學院病理系主任胡正詳教授正在舉辦全國病理學“高級師資訓練班”。即將從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劉彤華毫不猶豫地在志愿書上填上了北京協和醫學院。
1952年，劉彤華從上海來到北京，跟隨胡正詳做病理學研究。胡正詳嚴謹治學的態度、敬業奉獻的精神、臨床和基礎相結合的思維，乃至每天工作到深夜、從來沒有節假日的作息習慣，都深深影響了劉彤華。胡正詳說過的一句話——“研究科學的人要沉浸在科學里，里外滲透，不能分心”，讓劉彤華銘記了一輩子，堅守了一輩子。
1957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與中央衛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老協和臨床前期的部分學系并在一起組成了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并入其中。1969年，在“林彪一號命令”之下，實研所被迫遷往四川簡陽。劉彤華因為是軍人家屬，不在遷離之列。加上她多年來一直負責協和醫院的病理業務，便留在了協和醫院。
實研所病理系遷往簡陽后，幾乎將所有的儀器設備、檔案資料，包括尸檢檔案和尸檢大標本全部帶走，只給劉彤華留下了幾間空蕩蕩的屋子和兩名技術員。“外檢病理檔案是協和病人的資料，是協和的財富，留在醫院才能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劉彤華據理力爭，將27萬份外檢病理檔案留在了協和。幾年后，在原實研所病理系一位黨支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已搬到簡陽的尸檢檔案也順利地回到協和，這為以后的病理教學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脫離了母體的嬰兒不僅要獨立活下去，而且還要活得好。”抱著這樣的信念，劉彤華開始了協和醫院病理科的建設工作。開創性的工作總是充滿了艱辛與挑戰。人手不夠，劉彤華就親自干起技術員的活兒。每天早晨7時，她準時第一個來到醫院，把浸蠟的標本包埋成蠟塊，便于技術員上班后切片制片，以節省時間。白天，劉彤華要處理大量的閱片及報告。遇上疑難病例，她晚上還要留下來反復查資料。陸陸續續到科里的年輕人深受劉彤華的影響，全都夜以繼日地工作，病理科的燈常常亮到深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協和醫院的尸檢例數每年都能達到200例。“劉彤華教授親自參加每一例尸檢，在全國各地疑難病理會診時也積攢了大量的標本。她將這些大體標本和組織蠟塊全部編號保存，到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制作成了一套包含十多個系統的國內頭一份教學幻燈片，全國各地病理科爭相索要。”跟隨劉彤華30多年的技術員王德田回憶說。
現在，從1916年起的協和全部尸檢檔案，從1917年起的全部外檢檔案，一共110多萬份，全都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協和的檔案柜里。外賓來協和參觀時，無不對這些“稀世珍寶”表示羨慕，對劉彤華的工作表示欽佩。有人感慨地說，與其說劉彤華保留的是一份檔案，不如說保留的是一種學術傳統。
“在病理診斷中，凡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決不輕易下結論。”
病理醫生做診斷，要承擔的壓力和風險并不亞于臨床。在當下醫患關系緊張的情勢下，或由于經驗不足，或出于規避責任，一些病理科醫生對跨界或有爭議的問題常不敢下定論，病理報告中有時會出現“可能為A或B，但也不排除C”這樣模棱兩可的診斷。因此有學者撰文，將這種“窮盡多種可能”的病理報告戲稱為“金標準的灰色地帶”。然而，劉彤華簽發的任何一個病理報告都有明確的診斷，體現出干練、精準、堅定、果敢的“劉氏”風格。
從事病理事業60余年，經劉彤華之手閱過的片子、簽發的報告達30萬份之多，她卻極少發生差錯。生病固然不幸，但如果其病理切片恰巧到了劉彤華手中，這位病人又是萬幸的。在病理界和老百姓那里，口口相傳著許多劉彤華“精準診斷”的故事。
上世紀90年代，一塊輾轉北京數家大醫院均不能得到確診的病理切片被送到劉彤華手中。會診之后，經仔細閱片，她寫下了“頸部淋巴結轉移性鱗癌”的診斷。可在接下來的全面體檢中，臨床醫生始終找不到病人的原發腫瘤病灶。病人和臨床醫生都對轉移瘤的診斷心存疑惑，再度請來劉彤華重新閱片。第二次閱片的結論沒變，但劉彤華補進去“建議查口腔”5個字。最后，口腔科大夫在病人的牙齦處發現了一個很不起眼的原發腫瘤病灶。
1991年，一位來自外地的女孩因發熱、耳悶和鼻咽腫塊，被當地醫院診斷為鼻咽癌。無奈之下，一家人趕到北京求醫，可所到之處都說無法排除惡性腫瘤的可能。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劉彤華先后3次為該女孩復查病理切片，并明確告知其為重度炎癥，只需復查鼻咽部。2001年元旦，劉彤華收到這位女孩的母親寄來的賀卡，上面寫道：“尊敬的劉老師，10年來我女兒復查全部正常，是您為我女兒摘掉了癌癥的帽子，使她免受了放療之苦。”
“她的表達總是簡潔明了，但又蘊含著最多的信息。她注重細節，但又不拘泥于細節，她的意見已經超越了技術層面，上升為一種藝術。”一位年輕的病理科醫生說。與其說這是能力，不如說這是責任心的體現。曾在協和進修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病理科主任王立峰，多次看到劉彤華教授簽發術中冰凍報告時的果斷，深深為之折服。
一位21歲的未婚女青年，陰道出血十余天，宮頸內發現有3毫米×5毫米大小的菜花型小腫物。劉彤華寫下了8個字的診斷：子宮內膜間質肉瘤。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8個字就意味著患者須切除子宮及附件，將永遠喪失生育能力。王立峰私底下為劉老師捏了把汗：“萬一不是惡性，這該有多大的風險呀？”一個月后，患者接受了手術，術后大病理證明了劉彤華的診斷準確無誤：子宮內膜高度惡性間質肉瘤伴異源性分化，浸入子宮肌層。
“在病理診斷中，凡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決不輕易下結論。她這種科學態度至今深深地影響著我。”曾于1962年在協和進修、受過劉彤華指導，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第三軍醫大學野戰外科研究所王正國教授說。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老主任馬遂教授也有同感：“針對當前有些浮躁的社會習氣，諸如論文造假、臨床診斷草率等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向劉彤華等老一輩協和人學習，學習他們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科學精神。”
“時刻把自己當作一塊干海綿，隨時準備吸收大量水分。”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劉彤華的博士生鐘定榮在值班期間收到了一份婦科子宮診斷性刮宮的病例。這位女患者52歲，因停經4年后陰道出血1年多就診于協和。根據病理形態，她的病像是胎盤部位滋養葉細胞腫瘤、腺癌、惡性中胚葉混合瘤、血管周上皮樣腫瘤，還像子宮內膜間質肉瘤伴性索分化。到底是什么呢？免疫組化后，鐘定榮仍覺得不好區分，科里教授的會診意見分歧也很大。這種情況下，鐘定榮決定端著切片請教79歲高齡的劉彤華教授。劉彤華仔仔細細看了全部切片后說：“我也沒見過這種形態的疾病。我查查書和文獻再說吧。”
過了兩天，劉彤華將一篇于2008年4月發表的英文文獻送給鐘定榮閱讀，同時補開了幾項免疫組化。鐘定榮非常吃驚的是，文獻所描述的病理形態與手頭這一例有很大的出入，但免疫組化的結果卻驚人的一致。最終，這位患者被診斷為類似卵巢性索腫瘤的子宮腫瘤。最新文獻統計，該類腫瘤全世界文獻報道僅50余例，該例為國內第2例。鐘定榮更吃驚的是，文獻都說該類病例絕大部分為良性，但劉老師堅持認為這一例為低度惡性，建議子宮切除。一個月后，切下來的子宮完全證實了劉彤華的判斷：基底部浸潤性生長，并見脈管瘤栓形成。
每當想起這件事，鐘定榮心里總會涌起無限感慨：一是德高望重的劉老師在學生面前敢于說自己不懂；二是劉老師在79歲高齡仍對文獻追蹤得這么及時；三是劉老師對一個新病準確的預判斷——這是一位老到的“獵手”的敏銳嗅覺，更是她50年經驗的厚積薄發。
“時刻把自己當作一塊干海綿，隨時準備著吸收大量的水分。”有人這樣形象地形容劉彤華。
“臨床病理診斷應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提高。”
劉彤華從醫60余年來，始終站在病理學科學術的制高點上，引領和推動中國病理學事業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劉彤華配合陳敏章教授在國內率先開展內窺鏡技術，制定出的胃黏膜活檢診斷標準一直沿用至今，顯著提高了胃癌的診斷水平；配合曾憲九教授在國內率先開展細針穿刺活檢快速診斷胰腺癌、胰島素瘤代替術中冰凍切片，避免了胰瘺等損傷，提高了這些疾病的診斷正確率。更難能可貴的是，她與內科張孝騫教授、陳敏章教授，外科曾憲九教授、鐘守先教授，放射科張鐵梁教授等一起創建“胰腺診治協作組”，成功開展了多科協作。在此基礎上，她后來又在消化道疾病、內分泌腫瘤、胰腺癌、腫瘤基因治療等領域不斷取得一系列開創性成果。
1980年9月到12月，受英國皇家內科學院邀請，劉彤華隨同曾憲九教授、陳敏章教授一起來到英國，參觀訪問了英格蘭和蘇格蘭大多數著名的大學和醫院。這次英國之行是劉彤華一生中在國外逗留最久的一次，最令她高興的是她拿到了開展免疫組化研究的“第一桶金”。
當時已在神經內分泌領域成績斐然的Polak教授，贈給劉彤華多種肽類激素抗體，使協和對內分泌腫瘤免疫組化的總結成為在國內建立該病理新技術的第一塊試驗田。由于普通的染色辦法無法顯示神經內分泌細胞，早在1978年到1979年，劉彤華就指導她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建立了免疫組化方法并最早用于胃泌素抗體研究。當國內市場上出現商品化的抗體時，協和已將這項技術用于日常外檢。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劉彤華敏銳地認識到分子生物學將是病理學新的發展方向，隨即多次派出年輕技師和醫生學習分子遺傳及分子生物學先進技術，組建了分子生物實驗室，將傳統的形態學病理與分子生物學緊密結合起來，將多項新技術應用到臨床診斷中。
21世紀，隨著臨床個性化醫療時代的到來，劉彤華看到了腫瘤生物靶向治療上的前途，率先在國內提出了靶向治療需要靶向診斷的理念。2003年，由劉彤華掛帥的國內第一個分子遺傳病理實驗室在協和建成，在腫瘤靶向治療的基因檢測和分析方面均居國內領先，吸引了多個國際知名藥廠慕名前來，將其全球性腫瘤靶向藥物的臨床試驗放在協和。協和關于靶向診斷的研究迅速在乳腺癌、胃癌、結直腸癌、肺癌等多種疾病領域鋪開。這些嘗試，不僅拓展了病理學的發展方向，提升了病理醫生在疾病診治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為發病率日趨增高的腫瘤患者帶來了福音。
由于在胰腺癌病因學和基因治療學領域的杰出貢獻，1999年，劉彤華被增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004年，一名因骨痛7年伴活動障礙并發現右股骨下端占位的52歲患者在協和接受了手術治療，術后病理發現增生的纖維組織及異常結晶沉積。由于對該病變不認識，鐘定榮與上級大夫以描述性診斷的方式發了病理報告，考慮為代謝性疾病。但在臨床病例討論會上，這一診斷遭到臨床醫生的質疑。帶著疑問，鐘定榮請教了劉彤華。第二天，劉彤華把鐘定榮叫到辦公室，從一個發黃的筆記本里翻出一個“342805”的病理號，說：“你把這個病理切片調出來看看，和你這個病變是同一類。”隨后，劉彤華又從一疊文稿中抽出一篇交給鐘定榮：“這是該病例的個案報告，你看完后還給我。”
接過文章，鐘定榮發現，這是一篇由張孝騫教授和劉彤華教授合作完成并于1980年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上的個案報道。也就是說，這個病例至少在25年前就已經由劉彤華診斷過了。她居然能如此準確地找出20多年前的一個病理號！后來的文獻查閱更讓鐘定榮嚇了一跳：這個病例居然是由劉彤華診斷的中國首例腫瘤性骨軟化。在劉彤華的指導下，鐘定榮等將腫瘤性骨軟化病例積累到34例，并率先在國內描繪了腫瘤性骨軟化病例的多種形態。迄今為止，這種病在國際上報道僅100余例。
劉彤華說：“胡正詳老師經常教導我，對某種病變或疾病能總結100例，才能做到心中有數。臨床病理診斷應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提高，才能最終掌握它。這么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憑借多年的經驗和知識積累，劉彤華在1994年主編出版了國內第一部《診斷病理學》專著，深受全國廣大病理工作者的喜愛，被譽為是臨床病理工作者的必備參考書和“武功秘籍”。
▲1952 年，劉彤華（中右三）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病理系高師班師生合影。
▲1993年劉彤華在實驗室。
▲1982年4月8日，上一醫參加病理會議，劉彤華（右）與劉愛民大夫看片。
劉彤華:婦科腫瘤學發展的重要推動者
■郎景和
劉彤華教授是聞名遐邇的病理學家、我們尊敬的師長，她對婦科學，特別是婦科腫瘤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們在給青年醫生講課時，常常說一句略帶調侃的話：年輕的外科醫生什么都知道，卻什么都不會做；年老的外科醫生什么都會做，卻什么都不知道；病理科醫生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會做，卻都是在最后。可以理解為年輕的醫生更需要實踐，年老醫生不應忘記繼續學習，病理科醫生不僅僅是作結論，也在于積極地指導臨床診斷與處理。在數十年的工作中，在與病理科的合作中，在劉教授的言傳身教中，我深刻地體會到病理在婦產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性，逐漸領悟一個婦科醫生懂得病理知識的必要性。
在林巧稚大夫和劉彤華大夫的倡導下，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婦產科就派遣有一定臨床經驗的婦產科醫生唐敏一大夫到病理科工作，專攻婦產科病理，并強化了兩個學科的密切聯系。從大體觀察到鏡下檢查、從咨詢會診到討論著文，使我們婦科醫生有了牢固的病理學觀念和不斷豐富的病理學知識，這種觀念和知識甚至包括如何保護和處理切除的組織標本。記得劉大夫曾告誡我們：組織標本在手術臺上是屬于外科大夫的，切下以后是屬于病理科大夫的（The specimen belongs to surgeon on the table, but it belongs to pathologist off the table）。所以，我也常以此要求我們的下級醫生，不能把切下的標本亂切亂取，以免影響病理取材和診斷。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我們養成了重視術中大體觀察、初步判定，并與最后病理診斷相對照印證，提高診療水平。正是在這一觀念引導下，我寫了《卵巢腫瘤的術中診斷》（中華婦產科雜志，1993，29(6):375）一文，旨在引起廣大婦科醫生對病理的興趣和重視。我們還在《中華婦產科雜志》連續開辟病理專欄，發表《婦產科醫生要懂病理》的述評，在中華醫學會婦產科分會下設了婦科病理學組。在協和醫院，繼唐大夫之后，又有朱燕寧、孫耘田等在病理科完成了研究生學位，現在都已成為有造詣的婦科病理學教授。我科王友芳教授、劉珠鳳教授等也都在病理科學習與工作過一段時間，對其日后工作頗有裨益。
令人贊嘆的是劉彤華大夫（我們更愿意稱她為大夫）非常豐富的臨床病理經驗。劉大夫掌握病理學全局，對婦科病理診斷亦獨占鰲頭。很多疑難的、有爭論的病理切片，經劉大夫過目，便可拍板定奪了，這使我想到美國的Scully、英國的Fox，我以為劉大夫可以堪稱與之媲美的病理學大師。劉大夫還以其真知灼見，瞄準學科前沿，推動技術進步，如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及“十一五”國家支撐項目的“子宮內膜異位癥的基礎與臨床研究”，涉及到重要的在位與異位內膜以及病灶的病理研究，這些都是在劉大夫的直接指導下完成的，后來獲得了北京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我曾向劉大夫表達感激之情，劉大夫卻謙遜地說“我沒做什么……”這反倒更使我感動不已。須知，沒有劉大夫的指導，我們怎么可能很好地完成這一重要項目和取得如許的成績呢！子宮內膜異位癥雖然是良性病變，但亦有1%的惡變幾率，特別是關于不典型子宮內膜異位癥（aEM）的認識，將這一良性疾病可以發展成惡性病變的演化過程顯露出來，即aEM可能是良性變惡的“交界”狀態，這無論從病理上抑或臨床上都有重要意義。劉大夫、郭麗娜大夫等在國內首先報告和描述了aEM（見《中華病理學》雜志，2001，30（3）：169-172），引起了兩個學科廣泛的關注。在劉大夫的指引下，在陳杰教授、崔全才教授和郭麗娜教授等的具體指導下，婦產科的很多研究生、醫大學生的研究課題和科研訓練在病理科得到良好的開展，取得了不少有意義的結果和結論，形成了良好的科際合作。
更值得我們訴說的是劉彤華教授作為《林巧稚婦科腫瘤學》第一副主編所作的巨大貢獻。這并不是非常厚重的書著，卻被公認為巨著，那是因為它的初版和學術價值——1982年林巧稚大夫在病床上策劃、審閱稿件并作序的《婦科腫瘤》出版，繼而在1993年、2000年更名為《林巧稚婦科腫瘤學》第二、三版出版，連利娟為主編，劉彤華、劉熾明、郎景和為副主編，作者皆為北京協和醫院或中國醫學科學院相關專家。
從書中不難看出，除了豐富的臨床材料和全面、深入、先進的觀念和論述以外，病理學的內容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中更以劉大夫的論著熠熠閃光、光彩奪目。如卵巢未成熟畸胎瘤惡性程度的逆轉、卵巢內胚竇瘤和卵巢漿液性交界性瘤等章節，都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有些是劉大夫、唐大夫等在國內首先報告的較少見的卵巢腫瘤，如卵巢小細胞癌、卵巢硬化性間質瘤以及輸卵管癌等，亦具特殊學術價值。正是這些名家名作使《林巧稚婦科腫瘤學》被業內同仁譽為“紅寶書”（第二、三版封面皆為紅色），受到青睞，屢印不衰。到2006年又第四次再版，劉大夫卻謙讓淡出，舉薦郭麗娜大夫接任副主編。但每一位婦產科大夫、婦科腫瘤工作者在捧讀這部專著時，都會由衷地感謝劉大夫為此付出的辛勞和心血！
北京協和醫院病理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192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蘇無錫。1953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擅長淋巴結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內分泌病理等的診斷，對胰腺腫瘤特別是胰腺......
北京協和醫院病理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192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蘇無錫。1953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擅長淋巴結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內分泌病理等的診斷，對胰腺腫瘤特別是胰腺......
北京協和醫院病理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192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蘇無錫。1953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擅長淋巴結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內分泌病理等的診斷，對胰腺腫瘤特別是胰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