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保護越無力，越是只能“給人打工”

　　河北科技大學的副教授韓春雨，日前因為在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生物技術》上，在線發表了一篇關于NgAgo-gDNA基因編輯技術的科研論文，引起國內外科研界的高度關注，甚至有人因此推斷，韓春雨會成為屠呦呦之后的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然而，屠喲喲用論文公開最初的青蒿素研發技術之前，由于歷史原因，并沒有將核心技術用ZL進行保護，后續研發成果又被跨國藥企諾華通過商業手段獨占，她最終雖獲諾獎，但我國并沒因此獲得多少相應的利益。有人說，忙活半天，結果是我們只得蠅頭小利，相當于在給國際制藥巨頭打工。反觀韓春雨的這項科研成果，論文雖引起轟動，但ZL同樣存在風險。

　　科學家當然是為全人類服務的，科學當然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的身份有國界，知識產權有國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利益驅動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和保護不到位，將會影響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所涉各方的利益，從而降低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不重視ZL，打擊科研人員積極性

　　熱衷于搞論文的老師名利雙收。致力于科技成果轉化并富有成效的教師，在夾縫中生存，沒有地位和發言權

　　像韓春雨一樣，潛心做學問，而忽視ZL保護的科研工作者，在我國并不鮮見。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也曾遇到一位取得矚目科研成果的高校老師，當被問及其ZL保護的情況時，一臉茫然地對答：“ZL方面我一點都不懂，都是請人寫的。”而實際上她的ZL也存在很大風險，可她自己卻無從判斷這個ZL的撰寫質量和保護力度。

　　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分明與利益直接掛鉤，為什么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們反而不感興趣甚至一無所知呢？

　　首先是因為ZL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我國1985年才頒布實施《ZL法》，ZL制度在我國還是個年輕的“80后”。要想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做好ZL保護，需要兼具理工科基礎，又熟悉相關法律。可是目前我國高校的專業設置當中，雖然有知識產權專業，但卻設在法學院里，被當做文科進行教學。理工科專業并沒有相關的課程，哪怕只是選修課。很多科研人員因此從未經受過相關訓練。

　　在醫藥領域參與研發多年的趙耀，本科、碩士、博士階段曾先后在生物、材料、高分子等不同專業學習。可是他對記者說，自己所讀幾所學校的幾個不同專業中，都沒有任何課程涉及到ZL保護的內容，以至于他工作多年以后，再碰到ZL保護的問題時，仍然十分困惑，不知從何下手。

　　其次這與我國以論文為導向的科研考評體制也相關。長期以來，科研院校多以論文發表的數量、平臺和影響力，來評價科研工作者的績效并作為晉升依據。應用研發和擁有ZL，在去年《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法》修改之前，在考評過程中并不被看重，也影響了科研人員對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

　　“熱衷于搞論文的老師名利雙收，各種項目和"人才"帽子一堆，但不能為企業應用解決實際問題，更談不上科技成果轉化。”中南大學地球科學與信息物理學院副教授陳儒軍向記者抱怨說，論文引用排名的壓力，逼得多數高校教師只能埋頭閉門造車，做的研究離市場需求越來越遠，培養的大學生也和企業要求越來越脫節。

　　與此同時，注重應用研發的高校教師，卻沒有好果子吃。陳儒軍介紹說，他所研制的電磁探測儀器，在國內鉻鐵礦勘探上實現大規模應用以后，將我國急需的鉻鐵礦儲量提升了三倍以上；他所主持研制的大規模頻譜激電探測系統，解決了礦與非礦區分的世界級難題；他培養的學生多數進入中興、華為等知名企業就業并很快成為骨干。可是，由于他沒有拿得出手的論文，連評教授的資格都沒有。

　　“高校對論文的崇拜，傷害了教師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致力于科技成果轉化并富有成效的教師，在夾縫中生存，沒有地位和發言權。雖然我過得很快樂，但我在高校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陳儒軍自嘲道。

　　數量高質量低，ZL難起保護作用

　　ZL異化為“考核”指標，催生，據說連有些學校傳達室的老大爺都開始學著寫ZL

　　盡管不以ZL“論英雄”，我國所擁有的ZL數量卻極為龐大。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201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發明ZL申請110.2萬件，同比增長18.7%，連續5年位居世界首位。

　　這當然與我國的人口基數，以及近些年來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越發重視的環境有關。可是，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陳東敏卻向記者透露了ZL數量沖高的背景：“我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把ZL算作科研成果，以此鼓勵大家去申請ZL，有些科研院所，甚至允許拿兩個ZL頂一篇學術論文……”

　　“另外就是有些科研項目對ZL有硬性要求，項目還沒有開展，就要求老師：一期成果必須生成三到五個ZL。可是什么都還沒做呢，怎么就知道肯定會有發明創新？只能硬著頭皮寫。”陳東敏說，這樣做的結果，是ZL數量雖然高，但是質量卻堪憂。

　　ZL聽上去高大上，實際上只要回答3個問題，就可以形成：現有技術有什么問題？你是怎么解決的？達到了什么效果？如果達到的效果正好解決了提出的問題，并是其他人從未提出過的，就滿足ZL授權的基本要求。因此，有些ZL雖然得到授權，但是實用性并不強，比如英國有一項知名的奇葩ZL是用尿液給手機充電。所以，“ZL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科研成果，有用的ZL才是科研成果。”陳東敏反復強調。

　　山西一所高校中某研究光電領域的老師表示，學校為了追求ZL數量，專設了資助獎金，規定職工每申請一個發明ZL資助2000元，ZL授權后再獎勵5000元。至于發明ZL是否真的有用，能不能轉化，則一概不管。而為了得到這筆資助獎金，據說連他們學校傳達室的老大爺都開始學著寫ZL。

　　除此之外，人們申請ZL的目的五花八門，有為評職稱的，有為申請科研經費的，甚至在一些城市，是否擁有ZL成為落戶的指標……ZL變得為寫而寫，而不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寫，導致一些科研工作者把ZL當成“笑話”，認為不值一哂，更難重視。

　　而即使一些科研工作者意識到應該用ZL保護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維護自己的利益，可是由于對ZL的認知不足，往往只知道申請幾個ZL，并沒做好ZL布局策略，忽略了幾個ZL相互間的關聯。“這種保護是分散的，每個ZL就像一粒沙子，聚在一起只是一盤散沙，難起到強有力的保護作用。”知乾知識產權信息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冰說。

　　侵權違法成本低，致產學研脫節

　　對于ZL，“有些人該抄還抄。維權成本很高，但賠償額卻不高，你可能花五十萬完成訴訟，最后判對方賠十萬，得不償失”

　　知名跨國藥企諾華有一款名為格列衛的藥，專治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等罕見病。它又稱甲磺酸伊馬替尼片，其藥效最好的結晶方式是伊馬替尼甲磺酸鹽結晶成的β晶型。可諾華不惜重金為包括伊馬替尼在內的31種化合物申請了ZL；還布局了酒石酸鹽，琥珀酸鹽和丙二酸鹽的ZL；僅甲磺酸鹽的晶型，除了β以外，f、δ、υ和h幾種晶型的ZL也被諾華牢牢抓在手上。

　　諾華揮金擴大ZL保護范圍的目的，是形成ZL布局，避免候選藥物過早暴露，妨礙對手快速跟進。格列衛上市兩年即為諾華帶來十億美元的巨額利潤，被業界稱為“重磅炸彈”。ZL成為諾華看守這棵搖錢樹的牢固壁壘，競爭對手如果想要仿制，繞過一個ZL容易，全都繞過難度可就高了。而能像這樣用高質量ZL精密布局進行防御的企業或科研機構在我國非常少見。

　　“國內的案子價格低，只有外國人才肯在這上面花大價錢。”做了多年ZL代理人的小樊告訴記者，比起國內客戶，他們更愿意接外國客戶的委托。華冰解釋說：“這其實就是在幫國外企業在中國申請ZL，相當于幫他們在中國的地盤上跑馬圈地。這不是我們做這個工作的初衷，我們本來是想幫中國人在世界上跑馬圈地的，可為了生存，也沒有辦法。這是這個行業讓我覺得很心痛的一個現狀。”

　　無論是買ZL還是寫ZL，國人都不肯出高價，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知識產權的違法成本低。“維權難成為一個梗阻。”華冰說，“即使你通過發明或者購買，得到一個ZL技術，可是又怎么樣？有些人該抄還抄。維權成本很高，但賠償額卻不高，你可能花五十萬完成訴訟，最后判對方賠十萬，得不償失。”

　　在中南大學地球科學與信息物理學院副教授陳儒軍看來，這是導致產學研脫節、科技成果難以實現轉化的根本原因：“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的情況下，企業不敢將核心技術申請ZL，公開其掌握的技術方案。而高校由于對企業的技術現狀不清楚，不知道企業的真正實力和技術需求，就會出現高校研發的技術可能企業早就掌握甚至淘汰了的情況，校企之間距離越來越大，產學研進一步脫節。”

　　“如果侵權行為能受到足夠的懲罰，企業遭受的侵權損失可以得到彌補，自然會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陳儒軍建議道，“只有給予足夠的知識產權保護，企業研發的核心技術才愿意申請ZL。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間才有可能相互知根知底，在此基礎上實現科技成果轉化，促成產學研的無縫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