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270位科學家強烈吐槽，數落科研系統“七宗罪”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千百年來，科學在藍星上發于毫末，不斷壯大，近百年更是滔滔向前，不可遏止。然而，每每問及身邊做科研的朋友，卻常常牢騷不斷。

　　當下做科研，一方面真的像《霸王別姬》中師傅對蝶衣和小樓說的一樣，你們碰上好時候了，信息大爆炸，資源越來越豐富。另一方面，又讓人想起《黃昏的清兵衛》，如今的科研人，有點像幕末時期的底層武士，只有30石的可憐俸祿，不得不在夜里還要做小工補貼家用，窮酸的囧境面對美麗的愛情只能報以一臉辛酸。

　　實際上，飛速發展的科技，在給予科研工作者助力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們非凡的壓力，就像一場馬拉松，周圍都是奔跑的人群，你歇一下，就被拋棄了。

　　在這個只看重結果，不看重過程的世界，你沒有拿到金牌，就可能丟掉了明天的飯碗。于是，常看各種科研文章，除了捷報連連，就是在各種吐槽科研體系，國內是這樣。

　　其實，國外也是如此，媒體大鱷VOX對全球270位科學家進行了一次調研，探討了現行科研系統的弊病和出路。

　　今天的科研系統是否仍然適合科研的現狀，這份調查發人深思，下面讓我們來看看老外眼中科研的七大槽點吧。

　　沒錢

　　眾所周知，科研是一種花費大量資金的活動。雖然談錢是庸俗的，但是我們的受訪者表示，沒有足夠的科研經費一直是科研工作者面臨的巨大問題之一。在美國，科研經費的最大來源是聯邦政府，可是在近15年以來，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投入進入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

　　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生物制藥為例，它的預算在上世紀90年代快速增長，到2000年陷入停滯，然后從2013年以來一直在削減。

　　去年，美國國會通過了NIH經費增加20億的開支法案。但它并不能抹去已經突顯出來的后果：在2000年，NIH的撥款申請30%以上得到了批準，而如今，只有近17%的申請能得到批準。

　　受此影響最大的是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因為老科學家的退休速度遠遠低于年輕科學家投入科研事業的速度。因此，他們不得不尋求外界的資助。

　　可是外界資助都是有時限的，一般在三年左右，這導致科研工作者們被迫放棄對長期項目的研究。然而正如約翰·普利（John Pooley），布里斯托爾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神經生物學博士后，指出的那樣：“最大的發現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時間，而這在只有短期資助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發生的”。

　　美國經濟研究國家統計局對發表的論文進行分析后得出，從總體上看，真正超常規的論文在文獻引用（即被他人的論文所引用）方面的表現較差。

　　因此，科學家和資助者會遠離這些項目，寧愿選擇科研周期短，安全性高的項目。但是往往只有那些超常規的論文才會帶來巨大的效應，引發后續研究的大熱門。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是，當獨立的政府或大學的資金來源枯竭時，科研工作者們可能會被迫轉向工業或利益集團那種急于生成的研究，來迎合他們的議程。紐約大學食品政治學教授瑪莉安·奈索說：“來自美國國立衛生院，美國農業部和基金會的資金如此有限….研究者覺得有義務，或者心甘情愿地找尋，食品產業的支持。頻繁發生的結果是什么呢？利益沖突。”

　　有研究發現，私人企業資助的研究傾向于產生更有利于贊助商的結論。

　　最后，所有這些申請資金補助的寫作工作是極為耗時的。特拉華大學工程研究生泰勒·約瑟夫森寫道，很多教授花50%的時間用在寫申請補助提案上。“試想一下”，他問道。“如果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上會帶來什么？”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些資金短缺的問題帶來的惡性循環。為了更有競爭力來獲得資金，科學家們必須發論文。為了發論文，他們就需要陽性（即統計上顯著）的結果。這迫使科學家們選擇“安全的”課題。或者，更糟糕的是，會讓他們的研究偏離初衷，轉向可獲得顯著結果的方向。

　　那么如何從融資困境中脫身而出呢？

　　最簡單的一個辦法當然是政府增加科研經費的補助。但是，資金永遠是有限的，研究人員永遠不會得到空白支票，來資助他們夢想中的有風險的科學項目。所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必要的。一個建議是讓科學基金申請過程更具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另一個想法是改變補助獲得的方式：可以給特定人員和實驗室給予一段時間的資助，而不是對單個項目的資助。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已經這樣做了。像這樣的系統會使得科學家有更大的自由來研究有風險的項目。

　　此外，最近有研究人員在mBio雜志上建議，用電腦隨機選擇誰能獲得資助，類似彩票系統。

　　他們認為，這種純隨機性至少會減少一些不正當的爭奪資金的手段。也有另一些想法是，盡量減少企業資金帶來的利益沖突。

　　比如，集中所有用于藥物研究的資金，然后再分配給科研人員，使得研究設計和執行過程中與企業沒有直接的金錢來往。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們仍然可以獲得資助，但是沒有壓力來不得不扭曲實驗結果。

　　所有的這些解決方案都是不完整的，也不適用所有的科學學科。生物醫學家將新藥推向市場和地質學家試圖繪制出新的巖石層的激勵機制是不同的。

　　但基于這項調查，資金問題是許多科學家面臨問題的根源，它值得我們更加用心的去探討。

　　要么發表論文，要么下崗走人

　　發表論文對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現代學術界，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成為衡量一位科研工作者優劣的標準。

　　這使得科研工作者都希望能多快好省地發表論文，并且都傾向于研究具有創新性的項目，從而可以將研究結果發表在著名期刊上。

　　“精彩，新穎的結果比其他的結果更容易被發表”，布賴恩·諾塞克（Brian Nosek）說道，他是弗吉尼亞大學開放科學中心的創辦人之一。問題是，真正的突破性的發現并不會頻繁發生，這意味著科學家們面臨著壓力來“修正”他們的研究，以求獲得多一點的“創新性”。

　　比如，在研究一開始就可以選擇是否隨機化樣本，包括用于比較的對照組，或者選定特定的影響因素而不選其它之類。

　　我們的許多受訪者指出，這種不正常的激勵機制還可以促使科研工作者在分析數據時進行修飾。

　　“現有的激勵機制太注重結果”，安納柏格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博士后研究員約瑟夫·希爾加德（JosephHilgard）說，“這會導致利益沖突： 科學家是負責檢驗假設的，但他還拼命地希望這些假設是正確的。”

　　其后果是驚人的，據估計，有兩千億萬美元，或者說全球科研開支的85%，浪費在設計和冗余不佳的研究上。就我們所知，在最有影響力的原始醫學研究論文中，其中多達30%后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或夸大的。

　　那么如何解決研究設計不當的問題呢？

　　該項調查的受訪者提出了以下關鍵的兩方面來鼓勵進行更好的科學研究。

　　首先，應該放下偏見，不應該只追捧具有陽性結果的論文。正如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教授邁克爾·因茨利希特（Michael Inzlicht）所指出的那樣，評估論文不應該只通過“結果本身”，而更應該是考量“問題的質量，方法的質量以及分析問題的穩健性”等來綜合評判。

　　一些期刊已經采用了這種方法。比如PLoS One雜志推出了一個特刊，專門刊發陰性結果，即無結果或無法得出結論（科研工作者對該項目進行了仔細的實驗研究，但是沒有發現任何正面的結果）的研究論文。在此之前還有一本專門刊發陰性結果的期刊問世： 生物醫學陰性結果期刊(Journal of Negative Results in Biomedicine)。

　　另外一點是，科研過程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讓科研工作者無法隱瞞陰性實驗結果。一個很好的例子是ClinicalTrials.gov，該網站由NIH運行，研究人員可以提前登記他們的研究設計和實驗方法，然后公開地記錄他們的實驗進度。(該網站目前擁有180個國家超過18萬的研究信息)。

　　重復實驗結果非常重要，可是很少有人會去做

　　可重復性是科學的另一個基本概念。研究人員對已經發表的論文進行重復性實驗，看該結論是否正確，比如，現在炒得沸沸揚揚的韓春雨NgAgo基因編輯技術。全世界的科學家們都在試圖重復他的實驗，通過得到的結果來驗證該技術是否行之有效。只有經過可重復性檢測才是真正的科學真理。

　　但該項調查的受訪者表示，由于重復性實驗沒什么獎勵機制，導致研究人員很少愿意去做重復性實驗。甚至當他們試圖重復一個研究時，常常會發現結果并不能重復，而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被稱為“不可重復性危機”。

　　一項統計數據證實了這一點： 2015年對85篇高引用的、自稱有效的精神病治療的論文進行了調查，發現其中只有16項曾被成功重復。有另外16項被驗證并不具有可重復性，還有11項被證明治療效果差很多，此外，有近一半的研究（40項）從沒有被重復過。

　　受訪者提出了幾個根本原因。首先是投入產出比太低，進行重復性實驗獲得的回報太少。“期刊不愿意發表重復性實驗的論文，除非該重復性實驗能得出和原結果不一樣的結論。”南加州大學凱克醫學院（Keck School of Medicine of USC）社會科學家瓊·派崔克·阿勒姆（Jon-Patrick Allem）表示。

　　其次，很多研究項目很難被重復，其原因可能是他們的實驗方法不夠透明，或者可能是樣品太少而沒法進行可重復性實驗，也可能僅僅是研究設計不良或者完全錯誤，正如我們上一節所指出的問題一樣。

　　最后，還是回到獎勵機制，當研究人員必須經常發表和尋求陽性結果時，必然就沒有時間來精心制定實驗方法來進行高質量的研究。

　　那么如何解決“不可重復性危機”呢？

　　解決方法和上一節一樣，還是獎勵機制和透明度的問題。

　　同行評審的崩壞

　　同行評審的目的是在出版前剔除那些低質量的論文。然而，在調查過程中，受訪者一遍遍地提出，同行評審存在各種問題和不足。

　　“問題是大多數的審稿人評審過程不夠仔細，這導致錯誤的，有缺陷的或者不可讀的論文被出版”，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約爾·費斯（Joel Fish）說道。“這會給剛進入該領域的年輕的研究人員帶來大麻煩，因為他們必須得到處請教來篩選哪些論文才是高質量的論文。”

　　另外，由于編輯和審稿人知道作者是誰，而作者卻不知道編輯和審稿人是誰，這導致編輯和審稿人有可能在審稿過程中具有傾向性。

　　那么如何彌補同行評審的不足呢？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受訪者意見迥異。有些建議所有的期刊應該實行雙盲評審，即審稿人和作者互相不知道對方是誰，這樣的目的是減少審稿人的傾向性。

　　然而，有些人卻認為透明度應該更高而不是更少。“大部分時候，我們仍然不知道審稿人是誰。很多時候，我們看到質量非常低的評論，我們無法獲知到底是因為知識稀缺還是因為利益沖突而導致的。”意大利基耶帝大學（University of Chieti）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學教授蘭LambertoManzoli說道。

　　但或許有一個中間地帶。例如，新的開放型期刊eLife則采用協作同行評審過程。編輯和審稿人形成工作組，把對文章的評審意見合并成一個列表。作者可以回復該工作組認為的重要的問題，而不是面臨著偏見和率性的個人評審。

　　盡管如此，這些只是對該問題的改善，其他受訪者認為，我們可能需要徹底從頭開始審視同行評審的全過程。

　　收費墻限制了科學的傳播

　　當一項研究經歷并克服了之前所提到的種種問題，終于成功發表后，它仍然面臨著沒人閱讀和理解的問題。受訪者紛紛表示了對科學傳播速度的不滿。一些科研人員惱火當前這種模式，即以營利為目的的出版商把期刊藏在昂貴的收費墻后面。

　　雖然我們的很多受訪者呼吁同行把文章發表在可免費獲取的期刊上，但是科研人員職業的發展往往取決于是否在最負盛名的期刊，如《科學》或《自然》這些擁有收費墻的期刊，上發表過文章。一旦取消收費墻，那么如何支付編輯人員，維護網站等等都會成為另一個大問題。一些激進的想法是徹底廢除以營利為目的的出版商，向非盈利性的模式轉變。

　　但是，很多科學研究人員會有更簡單的途徑：非法盜版論文。記者約翰·博安農(JohnBohannon)報道說，數百萬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在使用Sci-Hub(俗稱海盜灣)，這是由亞歷山德拉·埃爾巴克彥（AlexandraElbakyan）建立的基于俄羅斯神經學的網站。該網站非法承載超過5000萬篇學術論文。

　　“作為一名虔誠的海盜”埃爾巴克彥告訴我們，“我認為應該取消版權。”一位受訪者有一個更為激進的建議，廢除現有的同行評審系統，當論文完成時直接發布在網上。

　　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用這些辦法，批評人士擔心，過多的共享可能會鼓勵科學搭便車。不過，我們調查的共同主題是透明度。目前科學太不透明，研究太難共享，這些都需要改變。

　　科學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太差

　　在我們的調查中，不少受訪者表示對如何把科學傳遞給公眾表示失望，對如此多的普通民眾持有完全不科學的想法或者對科學工作持有膚淺的觀點表示心疼。“太多時候，在這個星球上只有不到10人能夠完全理解一位科學家的研究，”紐約大學醫學院干細胞生物學博士研究生邁克爾·布雷爾（Michael Burel）說道。

　　有時候，是高校出版社作了錯誤的表率。2015年，美國馬里蘭大學發布的新聞稿聲稱，單一品牌的巧克力牛奶可以改善腦震蕩。這是荒謬的科學炒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指責媒體。其他受訪者指出，科學家們經常吹噓自己的工作，即使是最基本的研究，因為申請資金需要有競爭力，每個人都希望塑造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并有改變游戲規則的潛能。

　　那么如何更有效地傳播科學呢？

　　在改善這個問題上存在不同的意見，有的指向媒體，有的指向新聞辦公室，也有的指向科學家本身。媒體和新聞辦公室應該避免對單一研究的炒作，應該多報導新的研究，并且更注重研究方法論的嚴謹性，而不是那個引人注目的最終結果。

　　另外，就是上文一直提到的獎勵機制的問題。只有解決了不當的獎勵機制的問題，科學家們才會把更多的心思花在科研上。

　　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壓力

　　如今，許多科學家和研究實驗室依賴于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的小型團隊來進行實驗和數據分析。這些研究生和博士生往往是許多研究的主要作者。在一些領域，如生物醫學科學，要想得到一所大學的任教職位，其先決條件是要有做過博士后研究員的經歷。博士后一般工作時間長，而薪資相對較低，到底有多低。這可以去看看我們之前發表的一篇博士畢業生的薪資調查。（荼蘼之后，花季已盡，博士們何去何從？）

　　另外，高校產生的博士數量眾多，但是教師崗位卻相對很少，這讓就業前景非常有限，導致一些人卡在博士后職位上長達5年或10年以上。并不意外的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抑郁癥比例較普通大眾高。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201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接受調查的博士生中有47%具有抑郁癥傾向。

　　那么如何改善這些年輕的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呢？

　　我們聽到了很多具體的建議。比如，研究院可以更慷慨地提供研究生的探親假政策和孩子照顧政策，或者接收更多的女研究生來平衡科學界的性別差距。

　　但是一些受訪者表示，研究生和博士后所面對的這些問題是與我們前面討論的科學的根本問題分不開的。大學教師和研究實驗室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來發表論文，但是他們只有有限的資金，因此只能更多的依賴低工資的博士后們。

　　最近，朱莉·古爾德（Julie Gould）在自然期刊上探討一些改造博士學位系統的想法。一種想法是把博士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針對職業，另一部分針對學術。給前者提供更好的訓練使之可以找到學術界以外的工作。

　　在所有這些建議的背后，是大學和研究實驗室需要在支持新一代研究人員的工作上做得更好。事實上，可以說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解決科學本身問題是一樣的。畢竟，年輕的科學家是科學的未來。

　　寫在最后

　　該項調查指出的這七大問題直指現行的科研系統的軟肋，又針對每一點給出了誠懇的解決辦法，用心良苦，可在筆者看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要對整個科研體系進行維新變法，必然動搖各方利益集團的根基，既得利益者，玩的轉系統的人必然頑固守舊，”傷痕累累”的科研大船需要一場東風。

　　同時，也讓人聯想起居里夫人。百年以前，在那個科研界及其重男輕女的時代，她四處募集資金，矢志不移，其科研之路無比坎坷，然而卻沒有阻擋她的腳步。如今，再看這張滿是大神的照片，對她更是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