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多數與少數的“辯證法”

在一流學科的遴選中，我們的重點要從之前的競爭選強轉移到擇需選擇。也就是說，強大的學科未必是國家急需的，而國家急需的很有可能是薄弱學科。

不久前，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主任王立生剛剛赴澳大利亞，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的一次會議。在這次會上，一位澳大利亞學者在論述亞洲高等教育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時，特別強調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國正在實施的“雙一流”戰略。

剛剛返回國內，王立生又幾乎是馬不停蹄地來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因為在那里，也有一場關于“雙一流”建設的討論在等著他。那就是由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主辦的“高校雙一流建設：挑戰與應對”高端論壇。

從國外到國內，“雙一流”的戰略幾乎成為所有關心中國高等教育的人最關注的一個話題。那么，在人大校園的這場論壇上，與會學者又說了些什么呢？

資源分散的“985工程”

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史上，“世界一流”這一概念首次被人熟知，應該是在1998年。那一年，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要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而這也直接導致了“985工程”的實施。

在論壇的發言中，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馬陸亭表示，在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中，無論是確立重點學科和重點高校，將部分高校列為國家重點項目，成立研究生院，還是“211工程”的實施，其著眼點都是立足于國內的路徑選擇，而“985工程”的實施，卻代表著中國高校開始走向世界。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人們對“985工程”的功過是非有著各種不同觀點，但一個普遍的觀點是，盡管這一工程的實施對提升國內高等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沒有真正促成國內高校成為“世界一流”。

那么，問題何在？

對此，浙江師范大學田家炳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眭依凡有著自己的見解。在發言中，他坦言，“985工程”并沒有很好地完成預期的目標，其原因除了政府及大學決策層在供給側存在政策供給不足的問題外，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似乎集中，但實際上過于分散、效率不高也是重要原因。

眭依凡表示，985工程耗費了國家大量資源，但這些資源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到了入選高校中，而每所高校又將資金基本平均分配到了不同學科，其導致的結果便是很難集中力量辦大事。

必須承認的現實是，在任何一個國家，一流大學都是極少數，這是我們首先要建立的概念。眭依凡說，因此，不論政府還是研究性大學，都要集中資源于少數大學、少數學科的建設，這是我們必須作出的選擇。

精英與陪練

不久前，有傳言說有關部門已經擬定了首批“雙一流建設名單。雖然教育部方面已經辟謠，但眭依凡卻認為，有些問題依然是可以討論的。

如果是謠言，為什么沒有誰為這一擾亂高等教育界的行為承擔責任？他問道，而且據他所知，雙一流建設的首批經費已經到位了，不少大學也正在制定建設方案。上榜大學的普遍做法也是把經費平均分配到各個院系中。

如果這是真實的，眭依凡很擔心這種天女散花式的平均主義資源分配方式，會“步‘985工程’的后塵，無益于旨在‘技術關鍵領域’和‘人文重點學科’根本性突破的雙一流建設”。

在眭依凡的觀念中，“人人都有份”的平庸主義所帶來的集體性趨于平庸，是“985工程”留給人們的一大教訓，但資源富集在少數高校是否就不會帶來負面作用呢？至少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黨委書記閻鳳橋并不這么認為。

在發言中，閻鳳橋將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形式定義為“后發外生型”。這并不難理解，畢竟現代大學誕生于中世紀的歐洲，但大學作為學術制度，在中國卻僅有百余年歷史。而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瞄準的已經是世界先進水平了。

在閻鳳橋看來，這種類型的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會出現一些誤區，其中的一大誤區就是資源高度集中在少數高校所引發的不公平。

“在剛剛結束的里約奧運會上，美國代表團有31名運動員來自斯坦福大學，而且其中不乏具備奪冠實力的選手；反觀我國，很多運動員從小就開始專業訓練，少數幸運兒可以脫穎而出，更多的運動員則成了‘陪練’。這其實有些類似于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如果要把世界一流資源和目標集中在少數學校，是否會犧牲大量‘陪練者’的利益呢？”閻鳳橋問道。

事實上，即使是眭依凡本人，對于資源在少數高校的大量集中，也是有著自己的一份擔心的。

“在‘雙一流’建設中，我們必須用專項經費解決專門問題，但前提是我們知道需要什么，知道我們在核心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與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但是，我們清楚存在的差距嗎？”眭依凡說。

“競爭選強”移到“擇需選擇”

在論壇上，王立生透露，自2015年“雙一流”戰略的總體目標被提出后，教育部其實一直在進行具體的方案設計。但一年時間已過，該方案依然沒有和公眾見面。在馬陸亭看來，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該方案涉及很多的資源分配問題。

或許是為了給有關部門更好地分配資源提供一些參考，講話中，馬陸亭介紹了他自己理想中的一種實施方案。

簡單地說，在這一方案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數量在20所以內（2050年之前可增至30～40所），其中包括10所以內的綜合大學，突出綜合實力和水平；以及10所以內的特色大學，突出國家戰略性、先導性產業發展需求。

一流學科建設涉及高校數為200～300所。在一級學科中，實施差異化的學科點入選政策，每類學科入選5個左右，每類入選學科內部也分為兩級，各2～3個，第一級入選學科點的經費數量是第二級的3倍。“一流大學”建設大學不重復參加“一流學科”建設項目。“一流學科”建設點的評選和經費撥付按學科進行，但使用權不在學科點而在學校。

值得注意的是，在馬陸亭的設想中，對于一流學科的選拔使用的是差異化標準。換言之，學科當前的實力水平并不是唯一的考慮依據，這一點與浙江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宣勇的觀點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