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論文指揮棒，到底有多“牛”？

　　 論文導向，在科教界不算新話題，卻是一個至今尚未解決的大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有高校把SCI論文引入科研績效考核體系以來，論文日益成為評判科研機構、高校乃至醫院的最為重要的標尺，甚至到了“唯論文論英雄”的程度。盡管近些年來科教界的許多有識之士對此大聲疾呼，但“論文指揮棒”依然大行其道。

　　那么，當下論文導向的現狀如何？其利弊何在？為什么改不動？怎樣才能改變？本版自今天起推出系列報道“四問論文導向”，就公眾關注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敬請關注。

　　——編 者

　　“我是一名外科醫生，按理說評價我的標準應該是手術做得如何、挽救了多少危重病人，但實際的標準卻是論文發了多少、影響因子有多少。”說到這里，中山大學某附屬醫院外科副主任醫師張曉東不免苦笑，“我知道這很荒唐，但現實情況就是這樣——論文決定一切。”

　　近日，記者在調查采訪中發現，不管是高校還是科研機構、醫學院還是醫院，晉升職稱還是年終考核，評國家獎還是選拔人才，論文都已成為最重要的指揮棒——許許多多的科教人員正無奈地被論文牽著鼻子走。

　　職稱晉升的“硬杠杠”

　　無論是醫生還是教師，評職稱最重要的不是看你做了多少手術、教了多少學生，而是發了多少論文

　　“論文導向最直接的體現，是職稱晉升。”張曉東說，無論是內科醫生還是外科醫生，論文都是評職稱最重要的指標。

　　他解釋說，醫生晉升職稱有三個考核標準：臨床、教學和科研。評審時臨床、教學大家得到的分值都差不多，能拉開差距的就是科研。“科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發表的論文，一部分是承擔的科研項目。而你申請項目時又要看你發表的論文，論文多就容易申請到課題；你申請到的課題多，發論文的幾率就高。所以說到底，最重要的指標還是論文。”

　　“現在對論文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張曉東說，比如要評主治醫生，原來的要求是2篇論文，在國內、國際發表的都可以。現在水漲船高了，至少要2篇SCI論文。

　　“醫生有沒有時間寫論文呢？”

　　“說真話，時間真的不夠。”張曉東說，與發達國家相比，國內無論是內科醫生還是外科醫生，臨床任務都很重，可以說忙得四腳朝天。“就拿我來說，除了教學、出門診、參與病例討論和院內外的會診，還要做大量手術，手術做到晚上七八點是家常便飯。”他說，即便是雙休日，也要抽出半天回到醫院查房。“不光身體累，醫生還要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可謂身心俱疲。”

　　“所以做科研、寫論文只能擠時間，再忙再累也要擠時間。”張曉東說，作為一線臨床醫生，首要任務是集中精力面對病人、服務患者，但現在沒辦法，論文壓力實在太大。“職稱晉升、年底評優，如果發不了文章，就通不過。”他嘆了口氣說，“說起來很滑稽，對于外科醫生，評職稱沒有要求你做多少手術，但要求你必須發多少文章。”

　　“每星期我都接到好幾個電話，說可以幫忙代寫論文、代寫項目申請書。”張曉東說，“現在幫忙潤色論文、代寫論文都成了公開的秘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許多國外公司也加入其中、趁機撈金。一些醫生被逼得沒辦法了，就走造假這條路。越是到基層醫院，造假現象越嚴重。”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高校、科研機構，晉升職稱對論文的要求更高。比如，在副高晉升正高時，絕大部分高校都對論文數量提出具體的量化要求，一般要求發表論文6篇以上（其中至少2篇以上SCI論文）。比如，浙江大學某學院要求30篇左右SCI論文，哈爾濱工業大學某學院要求20篇左右SCI論文，山東大學某學院要求至少6篇二區以上SCI論文（其中至少一篇為一區SCI文章）。

　　“教師的第一任務應該是教學，但在論文壓力下，教師特別是年輕教師都不愿意上講臺，一些教師講課時甚至敷衍了事。”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孔方敏說，現在許多學校對新聘任的博士、博士后實行“非升即走”的考核辦法，論文達不到規定要求不僅無法晉升職稱，還要收拾鋪蓋卷走人。

　　獎金發放的“金鑰匙”

　　一些單位發表一篇“高水平”論文獎勵50萬元

　　據受訪者介紹，論文不僅與年終考核掛鉤，成為發津貼和獎勵的依據，不少高校院所和醫院還對發“高水平”論文的教師、科研人員重金獎勵。

　　據不完全統計，近90%的高校出臺了發表論文的獎勵政策，論文獎勵成為教師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具體獎勵政策大致可分為4類：作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所在高校為第一署名單位，論文發表在《科學》《自然》等頂尖學術刊物上，每篇獎勵20萬—50萬元；SCI收錄的論文分區獎勵，一區論文每篇獎勵1萬—5萬元，二區論文0.5萬—3萬元，三、四區論文0.1萬—1.5萬元；論文被EI收錄，每篇獎勵0.1萬—0.9萬元；論文被ISTP（科學技術會議錄索引）收錄，每篇獎勵0.1萬元左右。

　　在受訪的科研院所中，實行論文獎勵的也超過80%，獎勵的標準與高校大致相當。

　　論文的“溢出效應”還不止于此。據某農科院研究員李長之介紹，現在國家對科技人才特別重視，從中組部到科技部、教育部、國家自然基金委，都有各種各樣的人才計劃。“我留意了一下，發現在各種人才評選中最看重的還是‘高水平’論文。你憑借一篇或幾篇‘高水平’論文獲得‘杰青’或長江學者，如果沒房子，馬上給你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其價值五六百萬元。另外，一旦你靠論文戴上‘杰青’或長江學者等帽子，與一般教授的待遇就會差好幾倍，獲得的課題、經費也大不一樣。”

　　無孔不入的“金標尺”

　　從項目申報到獎勵評審，從人才評價到學科、單位評估，都在“論文數數”

　　“有了論文你就是人才，沒有就不是。”李長之說，前些年袁隆平因為沒有“高水平”論文當不了院士，現在這種情形還在延續。“評院士最重要的硬指標是國家獎，但是評國家獎時論文又占主導地位。比方說，你培育的新品種推廣了幾千萬畝、增加經濟效益數十億元，但評委會說，你有推廣面但沒有高因子論文，說明你這個新品種技術含量不高。而已經大面積推廣、經過實踐檢驗的新品種，怎么就會技術含量不高呢？”

　　多位受訪者表示，現在論文導向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除了單位內部的職稱晉升、年終考核、津貼獎金，國家相關部門的項目申報和結題、獎勵評審、人才評價、院士評選、學科評估，以及五花八門的單位排序中，論文都成為衡量水平高低的重要評價指標。無論是評審專家還是被評估方，都非常重視評價論文的數量和影響因子、被引用數，而不是其對科學發展的實質影響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貢獻。

　　“從面上看，論文導向的濫用也十分嚴重：一是不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不分專業崗位特征，一概以論文為標尺衡量科技成就、研究水準、專業水平；二是在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領域，忽視科技成果的內涵和價值，而僅憑論文數量、影響因子、領域分區、引用率等量化指標作簡單化的判斷。”中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長胡明志說，在大多數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目前一般僅使用在SCI收錄期刊發表的論文。在中文期刊發表的論文由于影響因子低，已經進入不了評價視野。

　　“回過頭看，我們的一些科研評價似乎一直在圍繞論文玩數字游戲。”他說，20多年前，中國科技界在SCI收錄期刊發表論文數量不多的時候，SCI論文多就是高水平的標志，所以主要是“數論文數”。10多年前，SCI論文數量比較多了，就開始強調期刊的影響因子。近幾年，又引入領域分區的指標和被引用數量。總之，都是在數數。

　　“現在無論是評科技獎勵、重點基金，還是院士、‘杰青’等學術頭銜和人才計劃，有CNS （《細胞》《自然》《科學》三大期刊）論文的優先，沒有CNS論文的看看影響因子，沒有高影響因子的再看看有沒有發表在某領域影響因子排名靠前的刊物。”胡明志說，“科研是非常復雜的高智力活動，評估考核卻如此簡單，的確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