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量飲酒有益健康似乎是一個公認的知識，但卻出自一個受酒類企業資助的研究者。
幾年前，一位名為 Curtis Ellison 的研究員在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一個擁擠演講廳的講臺上聲稱，他解決了一個高校公共衛生團隊爭論已久的問題：適量飲酒列是不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Ellison 向觀眾們給出了他的答案：當然是。
你們之前應該有聽說過 Ellison 的高談闊論：每天一杯酒能改善心臟健康、延年益壽。在演講中，他談起活到111歲的著名越野滑雪運動員“野兔”Johannsen。據 Ellison 講，Johannsen 提了四個長壽建議：不吸煙，多鍛煉，別喝太多酒，然后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也別喝太少。”人群中頓時爆發出笑聲和掌聲。
但 Ellison 的觀點遇到了挑戰。站在舞臺另一側的一位波士頓大學的同事，與 Ellison 在同一棟樓的教授 Tim Naimi ，他的觀點沒那么吸引人：飲酒顯然是不健康的。與大眾普遍觀點不同，他不是針對酗酒人士，而是說即使適度飲酒，仍然會增大罹患癌癥的風險。
對于在公共衛生領域內的研究人員來說，這個觀點并不奇怪。自2012年起，世界衛生組織就已經將酒精類飲料列為一級致癌物，即有證據表明飲酒會增大患癌風險。今年3月，新西蘭奧塔哥大學預防與社會醫學系 Jennie Connor 發表了一篇研究飲酒和癌癥之間的相關性的論文，結論是“有確鑿證據表明，酒精是導致身體七個（甚至更多）部位患癌的罪魁禍首。”該研究還將全球近6％的癌癥死亡歸結為酒精所致。
美國的大多數酒精、癌癥研究組織都在用微妙的“有風險”一詞，而 Connor 直言的“導致”使她顯得頗為與眾不同。對于喝酒威脅健康這一看法，美國消費者和研究者不說不愿接受，至少也有點陌生。美國癌癥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曾調查公眾對不同致癌因素的看法。奇怪的是，認為飲酒有致癌風險的不足一半，而有56％的人認為轉基因作物可能會致癌，雖然沒有任何科學證據可以證明這一觀點。
實際上，關于酒精影響身體的科學研究仍處于初期階段。Ellison 與 Naimi 之爭并不是一場排練：公共衛生界確實持兩種觀點，一部分人認為飲酒有益健康，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要提防飲酒帶來的風險。世界衛生組織指定將酒精與加工肉類和太陽輻射列同為一類致癌物，但沒有說明劑量與風險程度。同時消費者面還被灌輸相反的信息：適量飲酒能提高“好膽固醇”水平并降低心臟病（美國最為致命的疾病）的風險。
“我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會喝酒，我們真的很希望喝酒是對我們有益的，” Naimi 說。“但各地的相關研究在過去幾年確實銷聲匿跡了。”自從 Ellison 兩年前在麥克風前做了信誓旦旦的演講后，Naimi 和許多他的同事都致力于反對“飲酒有益論”，稱這一理論是由商業資助的研究者吹出來的，其目的是要把消費者的注意力從罹患癌癥風險的事實中引開。
被扭曲的酒科學
早在1991年底，Ellison 在60分鐘（60 Minute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編者注）里分享了關于紅葡萄酒和心臟健康的新發現，這一觀點即開始傳播 。這番理論背后，是多年來對適量飲酒者與不飲酒者的觀察研究。一些研究發現，適量飲酒者其實比不飲酒者健康。
但近年來，酒精研究學者如 Connor 和 Naimi 批評說，之前的研究存在“病退者”偏差，即與適量飲酒者做比較的部分不飲酒者實際上是從前酗酒或因病無法繼續喝酒的人群，因此他們一般比健康的適度飲酒者更易得病。當 Naimi 把以上偏差都列入考慮范圍進行薈萃分析時發現，該研究仍表明適度飲酒者的心臟確實比不飲酒者的更健康，但差異已經遠遠不如原來那么明顯。
Ellison 說最近的研究已經更為細致，避免了這些偏差。但文獻中的偏差不只源于“病退者”。在2014年的夏天，英國學術期刊 Addiction 上發表了一片尖刻的社論，揭發 Ellison “收受酒類行業供自由使用的科研經費”，他在波士頓大學的研究受到這筆經費的支持，而其領導的研究團隊則發表文章鼓吹飲酒有益健康。
該雜志已經不是第一次揭露酒類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曖昧關系。一些貿易組織，諸如最大的酒類游說機構蒸餾酒理事會，經常代表酒類行業與監管機構和研究人員合作。一些研究人員會繼續在該行業鏈工作。 Samir Zakhari 是美國國家酒精濫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酒精研究部門）的前主任。他從 NIH 退休后就去了蒸餾酒理事會工作。
該理事會并不認可揭示酒精和癌癥之間聯系的最新研究成果。理事會發言人 Frank Coleman 表示，大部分的薈萃分析都是有缺陷的，會向最優選的數據點傾斜。
酒精研究的困擾
這些偏差對酒精與健康科研成果的有效性構成了直接挑戰。但即使沒有這些偏差，飲酒的本質仍然使其極難得出可信的結果。包括癌癥在內的健康風險源于多種因素復雜的綜合影響，例如生活方式、年齡、遺傳的易患病體質，這些因素會對每個個體產生不同的影響。
例如，那些每天都會喝一點葡萄酒的人，往往會坐下來邊吃飯邊喝。而這些人大多富有且社會地位較高，Ellison 認為，這正是他們更健康的原因。而喝啤酒的人往往更容易酗酒。
研究酒精對人體的影響時，很難拋開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不研究啤酒或葡萄酒的具體性質，” Ellison 說，“我們研究喝酒的人。”Kenneth Portier（在美國癌癥協會指導統計和評估項目的負責人）說，即使低熱量啤酒也有大量無營養的卡路里，喝太多會導致另外一種風險——肥胖。”
Ellison 并不否認酒精和癌癥有聯系，但他認為這種聯系只存在于酗酒者身上。那么新問題來了：怎樣才算是適量飲酒？如何在大量體型不同、新陳代謝狀況和社會經濟背景千差萬別的受試者中研究適量和大量飲酒者？為了引導人們做出明智的決策，研究人員要從非酒精行業收集資源進行隨機研究，以在過去幾十年的數據中分離出酒精對身體的影響。
Naimi 說，即使是目前不算完善的證據也表明約15％的乳腺癌死亡與酒精有關。僅在美國，每年就有近2萬的癌癥死亡要歸因于酒精，而美國的飲酒人數還不是世界上最多的。同時，精釀啤酒市場已經成長為223億美元的產業，而且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酒精公司百威英博和 SAB 米勒正在準備合并。我們何時才能就酒精對人體的影響達成一致？最好就現在。
不美好的真相
Connor 對于現有酒精研究的分析是關于酒和癌癥的議論的一個轉折點。但是，即使你已經認定酒精會導致巨大的公共健康風險，你仍然須要說服飲酒者接受這一事實。告訴人們飲酒對他們有好處比告訴他們飲酒沒好處并解釋原因要容易得多。
“我們往往覺得熟悉的東西風險較低，” Portier 說。“酒精會出現在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的一生中，而且我們認識些喝酒的人，他們還沒死。”
當下的消費者會接收到相互矛盾的信息，這樣一來傳遞明確的公共健康觀念就更為困難。Susan Brown（在 Susan G Komen 負責健康教育活動）說，每天喝酒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會比不喝酒的女性增長約7％，人們聽說了酒精和乳腺癌之間的關聯往往感到感到驚訝和失望。她說，很多時候，他們聽說過適量飲酒對身體有好處。“這可能會混淆或掩蓋真相。”
所以現在，像 Susan G Komen 和美國癌癥協會之類的健康組織只是簡單強調飲酒“適度”。從公共衛生方面來講，適量定義為女性每天一杯、男性每天兩杯（把一杯理解為一杯葡萄酒或一瓶度數相當低的啤酒，而不是雙料馬丁尼）。
但對于大多數消費者來說，提到適量的概念最容易想到的是酒類行業的宣傳語：“理性飲酒”。這是在提醒消費者不要喝太多，但實際上并沒有定義太多到底是多少。“我有時擔心酒廠為了自身利益在扭曲人們對風險的認知。” Portier 說。
這就是該政策發揮作用的時候了。比如，英國衛生署的飲酒建議原本是“適量飲酒是安全的”，不久前也承認“即使你每周攝入14個單位（140mL）以內酒精也可能導致一些嚴重的疾病，包括某些癌癥。“雖然適度飲酒的風險很低，”他們寫道，“但只要你保持喝酒的習慣就不可能完全安全。”
回頭看看周圍關于煙草的公共衛生信息，你會發現他們都在傳遞一個簡單明了的信息：不要吸煙。吸煙吸多少都會有風險，所以沒有適度這一說。然而飲酒的建議讓人捉摸不透：不要喝太多。一定要了解對你而言多少是“太多”，還要估量你個人生活中的其他風險因素以降低飲酒帶來的風險。這并不是一個容易讓人記住的公益廣告。但是，在這個飲酒與文化緊密相連的世界里，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這一切都歸結為對風險的感知，以及你想要怎樣的生活。” Portier 說。例如，有些人患心臟疾病的風險比癌癥高，相比有家族乳腺癌史的人，他們可能會更傾向于每天晚上喝一杯紅酒。“人們應該能自己決定自己要喝多少，” Naimi 說。“但我確實認為人們在這一點上的認識還有待加強。”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Naimi 將開展一個長期，全面，隨機的研究。各方都十分期待這次研究的結果。蒸餾酒理事會的酒精專家 Zakhari 說，調查對象長期的飲酒習慣十分重要，因為腫瘤通常發展得非常緩慢。這些研究總是調查女性：“你上周、上月、上年喝了多少？”他說：“但癌癥20多年前萌發的原因跟他們上周或上個月或去年在做什么根本無關。這就像有人今天食物中毒，但醫生問他們在1980年吃了什么圣誕大餐。”
但并不是說這完全不起作用。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百威英博和帝亞吉歐（又一重量級酒類生產商）正計劃與另外數家酒類公司合作，為一個著眼于飲酒對健康的影響的隨機研究捐款，研究將由 NIAAA（Zakhari曾經任職的同職能政府部門）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