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基礎研究絕對水平不斷上升

　　“我們每5年出一本成果匯編，也算是對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今年出的是第六本，如果將這六本匯編放一起看，就能很直觀地看出我國基礎研究30年的發展軌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主任楊衛院士感慨萬千，“我們基礎研究的絕對水平是在不斷上升的。”

　　 確如楊衛所言，記者手里的這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研究成果匯編 （六）》，濃縮了我國“十二五”期間基礎研究的精華：暗物質直接探測以及中國錦屏地下實驗室超低本底實驗環境研究、甲烷無氧活化直接制取烯烴、基礎地理信息動態更新模型與技術體系，等等。

　　 楊衛認為，經過30年的沉淀和積累，我國基礎研究厚積薄發，近年來取得諸多重大突破。他以2014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獎項目鐵基超導為例，“當時雖然有不同聲音，挑戰這個成果的原創性，但它有3個硬邦邦的指標:第一，創造了高溫鐵基超導的溫度紀錄；第二，全球這個領域的研究有一半都引用了這一成果；第三，它是全球鐵基超導材料的主要來源”。

　　 他還提到中微子震蕩研究。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國際上率先發現了新的中微子振蕩模式，并精確測定了其振蕩概率，帶領中微子研究進入精確測量時代，開啟了未來中微子物理發展的大門。該成果獲得了2014年美國物理學會粒子物理最高獎——潘諾夫斯基獎和2016年基礎物理學突破獎。

　　 事實上，中國基礎研究的進步有目共睹。2016年，英國自然出版集團旗下的學術期刊《自然》再次聚焦中國科研，推出《中國科研》特輯。這是繼2004年首次推出中國特輯——《中國之聲Ⅰ》《中國之聲Ⅱ》、2008年推出《中國的挑戰》后，第四次聚焦中國科技發展。除此之外，自2014年英國自然出版集團每年都會公布“自然指數”，在這份數據分析報告中提及中國的部分也在逐年增多。

　　 “中國在世界學術產出的占比從20年以前的不到3%上升到2015年的18%左右。”楊衛說，而來自于中國的高影響力的工作，也就是說影響力在前千分之一的工作占世界的比值上升的速度，比中國學術產出上升的速度要高得多，從1997年的不到0.5%提高到去年的20%。

　　 他特別提到，據去年的統計，全球學術產出里面標注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大概占11.5%，這個比例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進一步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科學基金在技術創新類的成果也越來越多，新材料制備、新的成像技術、新的測定分析方法等成果在選編六200項成果中約占25%左右。“這些成果的涌現既可以解決國家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也可以通過技術的進步提升我國原始創新的能力。”楊衛說。

　　 作為我國基礎研究資助的主要渠道，在楊衛看來，自然科學基金最寶貴的經驗是一直致力于鼓勵創新、為科學家創造寬松的科研環境，充分尊重科學家的學術興趣，鼓勵科學家自主選題，寬容失敗；同時，高度重視戰略前瞻，加強頂層設計，關注顛覆性技術，在發揮導向作用的基礎上發揮科學家的自主創新能力。

　　 站在新的起點，科學基金當前考慮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更好支持顛覆性的原始創新。“這涉及5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如何支持非共識項目。”楊衛說，此前基金評審主要是學術共識型評價體系，“但我們現在到了不能繼續跟著學術潮流研究的階段，必須重新走一條路，所以今后要思考如何更好支持非共識項目”。他透露，基金委正在討論將主任基金調整為支持非共識項目。

　　 “第二，選擇性穩定支持；第三，基金管理人員負責任的自由裁量權；第四，長期支持高峰性探索；第五，寬松性博弈。”他接著說道。

　　 具體到穩定支持，楊衛說，在前期探索基礎上，基金委已啟動基礎研究科學中心項目支持工作。“它的規模比創新群體大，一般由10個PI（首席研究人員）組成，我們計劃穩定支持10年，給足資助，希望能培育出一些學術高地。”2016年，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等3個團隊獲得基礎研究中心的支持。

　　 何謂高峰性探索？他解釋道：“比如引力波，美國40年來花了幾十億美元，而我們雖然也一直有支持，但經費僅為兩三千萬元人民幣。未來，對于這種科學高峰類項目，我們應該考慮持續性、大力度地支持。”